1997年5月的一个午后，四合院里那台21寸彩电正开著，声音调得老大。新闻联播的女主播字正腔圆：“距离香港回归祖国还有57天……”

院里人都在。何雨柱端著一碗炸酱麵，蹲在电视机前，麵条掛在嘴边忘了吸溜。秦淮茹手里择著菜，眼睛盯著屏幕。阎埠贵推了推老花镜，嘴唇无声地跟著念字幕。连刘海中都搬了把椅子坐在屋檐下，神情专注。

“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將確保香港平稳过渡……”画面切到伦敦，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在说话。

“平稳过渡？”何雨柱嗤了一声，“这帮洋鬼子，临走还想搞点花样。”

“柱子，別瞎说。”阎解成从屋里出来，他今天休息，“国际政治，复杂著呢。”

“复杂啥？到日子了还回来，天经地义！”何雨柱把最后一口面扒进嘴里，“王工在那边肯定忙著呢，我听说最近香港股市不太平。”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电视新闻里开始讲香港股市：恒生指数近期波动剧烈，国际炒家频繁进出，港幣匯率承压……

“什么叫……做空？”秦淮茹问了个院里人都想问的问题。

阎解成想了想：“简单说，就是借股票来卖，等股价跌了再买回来还，赚差价。”

“那不就是盼著股市跌吗？”何雨柱瞪眼，“这不是捣乱吗？”

“资本市场就这样。”阎解成说，“不过王工在那边，应该能稳住。”

正说著，电话响了——是那部装了三年、但用得越来越少的四合院公用电话。阎埠贵起身去接。

“餵？……王工！”老阎头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

院里人“哗啦”全围过去了。

阎埠贵捂著话筒，小声说：“王工从香港打来的。”

“开免提！开免提！”何雨柱嚷嚷。

电话机是旧式拨盘的，没免提功能。阎埠贵只好举著听筒，让大家都能听见。

“三大爷，院里都好吧？”王恪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著电波的杂音，但很清晰。

“好，都好！正看电视呢，说香港回归的事！”阎埠贵大声说。

“那正好。柱子、淮茹、解成他们在吗？”

“在在在，都在！”

“那我说几句。”王恪顿了顿，“最近香港这边確实有些波动，国际上有资金在试探。不过大家放心，国家有准备，我们也在努力。回归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

“王工，那些洋鬼子会不会搞破坏？”何雨柱对著话筒喊。

电话那头传来王恪的笑声：“柱子还是这么直。搞破坏？他们不敢。不过金融市场確实有些博弈，我们在应对。”

“您那边……危险吗？”秦淮茹小心地问。

“不危险，就是忙。”王恪说，“晓娥和继业都在深圳，安全得很。我这边有团队，有国家支持，没问题。”

又聊了几句家常，王恪说还要开会，掛了电话。

院里人拿著已经掛断的电话听筒，愣了好一会儿。

“王工……在打仗呢。”何雨柱忽然说。

“不是真刀真枪的仗。”阎解成纠正，“是金融战。”

“那也是仗。”何雨柱固执地说，“反正王工在前线，咱们在后方，得做点什么。”

“咱们能做什么？”秦淮茹问。

大家都沉默了。是啊，一群北京胡同里的老百姓，能做什么？

“起码……別添乱。”刘海中忽然开口，“別信谣言，別传谣言。王工说了，国家有准备，咱们就信国家。”

这话从刘海中嘴里说出来，分量很重。院里人都点头。

此时此刻，香港中环，明远大厦顶层会议室。

王恪放下电话，回到长桌前。会议室里坐著十几个人：明远集团香港公司的高管、中资机构的代表、还有几位香港本地的爱国企业家。

“继续。”王恪坐下，“刚才说到哪儿了？”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上周又增加了港幣空头头寸。”说话的是明远金融部总监陈志华，四十岁，香港大学金融系毕业，在华尔街干过十年，三年前被王恪挖回来，“目前他们的总仓位估计在150亿港幣左右。”

“其他跟风盘呢？”

“大约还有200亿。主要是欧美的一些对冲基金。”陈志华推了推眼镜，“他们赌的是，香港政府为了维持联繫匯率制度，会大幅提高利率。利率一高，股市就会跌，他们就能在股市和期指上赚钱。”

王恪手指轻轻敲著桌面：“香港金管局那边什么態度？”

“任总很坚决，说绝不让国际炒家得逞。”一位中资机构的代表说，“不过……压力確实大。昨天隔夜拆借利率已经升到15%了。”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15%的利率，意味著企业融资成本急剧上升，股市承压，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王总，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问。

王恪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碧海蓝天，高楼林立。这座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回归祖国。绝不能让国际炒家在这个时候兴风作浪。

“三条战线。”他转过身，“第一，股市。明远拿出50亿港幣，成立『护盘基金』，在关键点位托市。同时，联繫霍老、包老他们，请爱国资本一起行动。”

“50亿……会不会太多了？”有人小声问。

“不多。”王恪说，“这一仗必须打贏。输了，损失的不仅是钱，是市场信心，是国家声誉。”

“第二，匯率。”他继续说，“明远在海外的资金，全部调回香港，支持港幣。同时，利用我们在国际金融界的关係，放话出去：谁敢大规模做空港幣，就是和明远为敌，和即將回归的中国为敌。”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会议室里，几个香港本地企业家交换了眼神，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这种话，不是一般商人敢说的。

“第三，舆论。”王恪走到白板前，写下两个字，“明远旗下所有媒体——《东方早报》、亚洲电视台，还有我们投资的几家网络媒体，全部开动。宣传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宣传国家支持香港的决心，揭露国际炒家的投机本质。”

他放下笔：“我们要让香港市民知道，祖国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也要让国际炒家知道，今天的中国，不是1992年的英国，不是1994年的墨西哥。想在这里薅羊毛？门都没有。”

计划定下，立即执行。

接下来的日子，香港金融市场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

5月20日，恒生指数跌破13000点。市场恐慌，拋售如潮。下午两点，明远“护盘基金”突然入场，大笔买入蓝筹股。同时，《东方早报》头版头条：《祖国力挺香港，经济前景光明》。

5月22日，港幣匯率跌至7.8的警戒线。市场上传言四起，说香港金管局要放弃联繫匯率。当晚，亚洲电视台直播王恪接受专访：“香港有超过800亿美元的外匯储备，有祖国的支持，联繫匯率绝不会动摇。”

5月25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开表態，继续看空港幣。国际媒体跟风炒作。明远立即反击，宣布与霍英东集团、长江实业等十家香港企业成立“香港稳定基金”，总规模200亿港幣。

“这是亮剑。”陈志华在电话里向王恪匯报，“国际炒家开始犹豫了，部分跟风盘在撤退。”

“还不够。”王恪说，“要让他们疼。”

5月28日，王恪做了一件让全香港震惊的事：他亲自给索罗斯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通过中间人安排的，全程录音——这是王恪要求的，不是为证据，是为歷史。

“索罗斯先生，我是王国。”王恪用英语说，声音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先生，久仰。”

“我知道你在做空港幣。我想告诉你，你会输。”

“资本市场，输贏正常。”

“但这次不一样。”王恪说，“这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这是对香港回归的投机。索罗斯先生，你贏过很多次，但这次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民族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