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但明远通信实验室里更热——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人。

二十多个工程师挤在不到五十平米的房间里，盯著墙上的图纸和中间那台半人高的机器。机器上指示灯闪烁，散热风扇嗡嗡作响，空气里瀰漫著电子元件特有的焦糊味和汗味。

“最后一次测试。”王恪站在机器旁，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额头上都是汗，“老周，准备好了吗？”

周工——明远通信实验室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推了推眼镜：“准备好了。基站那边，小陈確认过了，信號正常。”

“好。”王恪看了看表，“现在是1988年7月15日上午9点47分。第二代移动通信试验网，第一次全网联调测试，开始。”

命令下达，实验室瞬间安静。只有机器运转的声音，还有工程师们敲击键盘的咔嗒声。

王恪走到窗前，看著外面。实验室所在的这栋五层楼，是明远集团在深圳的新总部。楼下是工厂，能看见穿著蓝色工装的工人进出。再远处，是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五年了。从1983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到现在已经五年。特区从一片荒滩变成了初具规模的新城，而他的事业也从一家电子厂发展成了横跨电子、通信、半导体多个领域的集团。

“王总。”助理小刘走过来，压低声音，“邮电部孙司长的电话，问试验网进展。”

“告诉他，正在进行第一次联调，下午给他详细报告。”

“好。”

小刘刚走，实验室那头突然响起一阵欢呼。

“通了！通了！”

王恪快步走过去。只见示波器屏幕上，清晰的波形在跳动。频谱仪显示，信號稳定在900兆赫频段。

“手机呢？”王恪问。

一个年轻工程师递过来一个黑色的“砖头”——那是他们研製的第一代数字行动电话，重量超过一公斤，外观笨重，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划时代的產品。

王恪接过手机，拨了一个號码。几秒后，实验室另一头的电话响了。

“餵？”王恪对著手机说。

“王总，听见了！声音清晰！”接电话的工程师兴奋地喊。

实验室里爆发出更热烈的欢呼。有人鼓掌，有人拥抱，周工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王恪掛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號码——北京的。

“嘟——嘟——”

响了五声，通了。

“餵？”那边传来何雨柱的大嗓门，“谁啊？”

“柱子，是我，王恪。”

“王工？！”何雨柱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您这电话声音怎么这么清楚？跟您在跟前说话似的！”

“这是新研製的行动电话。”王恪笑了，“你现在在哪？”

“在饭馆呢！王府井这边新开的第三家分店，今天试营业！”何雨柱那边很吵，能听见炒菜声、吆喝声，“王工，您这电话神了啊！没线，拿著就能打？”

“对，行动电话，边走边打。”

“了不得！了不得！”何雨柱兴奋地说，“赶明儿我也弄一个，出门谈生意方便！”

“等量產了，送你一个。”

“那敢情好！”

又聊了几句，掛断电话。王恪接著拨了阎解成的办公室。

“喂，机械局阎解成。”声音很正式。

“解成，我王恪。”

“王工！”阎解成的声音立刻变了，“您怎么……这是座机？不对，號码显示是深圳的……”

“行动电话，新研製的。”

“天，真的做出来了？”阎解成压低声音，“上次您寄来的资料，我看了，没想到这么快就……”

“试验网，还在测试阶段。”王恪说，“你在局里怎么样？”

“还行，就是忙。最近在推企业技术改造，天天开会。”阎解成顿了顿，“王工，您这技术要是成了，可了不得。以后出差，隨时能联繫，工作效率能提高多少啊！”

两人聊了一会儿工作，王恪又问候了院里人，才掛断。

第三个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拨了家里的號码。

响了很久，没人接。王恪看看表，上午十点，娄晓娥应该带继业去幼儿园了。

他正要掛断，电话突然通了。

“餵？”是个稚嫩的声音。

“继业？”

“爸爸！”四岁的王继业在电话那头喊，“爸爸你在哪？”

“爸爸在实验室。妈妈呢？”

“妈妈在做饭。”继业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带我坐大飞机的！”

“快了，等爸爸忙完这一阵。”

“你都说了好多『快了』。”孩子的声音有点委屈。

王恪心里一软：“这次真的快了。等这个电话能用了，爸爸走到哪儿都能跟你说话，好不好？”

“真的？”

“真的。”

“拉鉤！”

“好，拉鉤。”

掛了电话，王恪站在窗前，很久没动。窗外的深圳，阳光炽烈，这座年轻的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长。而他的孩子，在城市的另一头，等著他回家。

“王总。”周工走过来，递给他一份测试报告，“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基站覆盖半径五公里，城区內通话成功率92%，郊区78%。干扰问题比预期严重，特別是工业区的电磁干扰……”

王恪接过报告，快速瀏览。数据很详细，问题也很明显。

“干扰问题，技术组有什么方案？”

“两个方向。”周工说，“一是优化频率规划，避开干扰源；二是增强滤波器性能，提高抗干扰能力。小陈他们倾向於第二个方案，但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至少三个月。”

王恪沉吟。三个月，意味著试验网正式开通要推迟到年底。而邮电部那边，希望能在国庆前看到阶段性成果。

“这样，”他做出决定，“双管齐下。频率规划马上调整，滤波器改进同步进行。国庆前，我要看到城区內通话成功率稳定在95%以上。”

“明白。”周工点头，“还有一个问题……终端。现在这台样机，太重，太贵。按现在的成本核算，量產一台要八千元以上。”

八千元，在1988年，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

“成本必须降下来。”王恪斩钉截铁，“目標：三年內，把终端价格降到三千元以下。五年內，降到一千元。”

周工倒吸一口凉气：“这……可能吗？”

“可能。”王恪指著桌上的样机，“你看，这上面有多少元件是可以国產化的？外壳、电池、键盘、显示屏……这些都可以在国內生產。核心的基带晶片、射频模块，我们正在研发。一旦实现自主，成本就能大幅下降。”

他走到白板前，拿起笔：“来，我们做个规划。”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王恪和技术骨干们泡在实验室里。从终端成本分解，到供应链布局，到技术攻关路线，一条条梳理，一项项落实。

中午吃饭时，大家都没离开实验室，盒饭送进来，边吃边討论。

“王总，我有个问题。”说话的是个年轻工程师，叫李明，清华毕业，来明远两年，“咱们投入这么大做移动通信，值得吗？现在固定电话都还没普及……”

“正因为没普及，才有机会。”王恪放下筷子，“你们想，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如果每个人都靠固定电话，要铺多少线？要建多少交换机房？而移动通信，一个基站覆盖几公里，建设速度快，成本相对低。”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移动通信带来的不仅是通话便利，它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方式。以后，农民在田里就能了解农產品价格，工人在车间就能接收生產指令，医生在急救车上就能联繫医院……这是生產力的革命。”

李明若有所思。

“还有，”王恪补充，“通信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我们不能总用別人的技术，別人的標准。gsm虽然是欧洲標准，但我们要吃透它，改进它，將来还要参与国际標准的制定。”

这番话让在座的年轻工程师们热血沸腾。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在参与一场变革。

下午的测试继续。王恪没一直待在实验室，他去了基站现场。

基站建在总部大楼楼顶，是个三米高的铁塔，上面架著天线。两个工程师正在调试设备，晒得黝黑。

“王总！”看见王恪上来，两人赶紧站起来。

“辛苦了。”王恪拍拍他们的肩，“怎么样？”

“信號覆盖基本达標，就是……”一个工程师指著远处，“那边是香港的方向，有时候会收到那边的信號，有干扰。”

王恪拿起望远镜，看向南边。隔著深圳河，能看见香港的高楼。现在是1988年，香港还在英国治下，但回归谈判已经开始。

“记录干扰频率和强度，研究规避方案。”王恪说，“另外，提醒大家，测试期间注意保密。关键技术参数、网络拓扑，一律不准外泄。”

“明白！”

从楼顶下来，王恪又去了生產线。明远通信设备厂就在总部旁边，专门生產通信设备。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组装第一批商用基站设备。

车间主任老赵迎上来：“王总，您怎么来了？”

“看看进度。”王恪走到生產线旁，“这批设备什么时候能交付？”

“下周一，三十套基站设备，保证按时发货。”老赵说，“就是有个问题……核心的射频模块，还得从日本进口。咱们自己的射频晶片，良品率还是上不去。”

这是王恪心里的一根刺。半导体，特別是射频晶片，是通信设备的心臟。明远半导体实验室成立三年了，投入了几千万，但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带我去看看。”

半导体实验室在另一栋楼，超净车间，进出要换防尘服。王恪换上白色防尘服，走进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