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著名像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东来洛阳，致力译经二十余年，共译佛经三十馀部（如《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和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稍晚的同时期还有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於灵帝时译出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其《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后来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当然还有更早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于汉明帝（公元67年）以白马驮经像来到洛阳，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谢瑍要见鸠摩罗什，就是想与鸠摩罗什探讨，有什么办法保持宗教的本来教义，如何杜绝后世那种欺世盗名此类事情的发生。我佛慈悲，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还有，如果都如佛家信徒出家向佛，不事人伦大道，人类如何繁衍？如果大家都去化缘，不事稼穑，哪来的缘可化？为什么修持之人定要断绝人欲？为什么寺庙占了大量土地田产，却不耕种或者虽然耕种却不向朝廷缴纳赋税，成为国中之国的特殊阶层？为何寺庙之中的僧众以接受信众的布施过活，而僧人去只要念几句佛经就能心安理得，这难道就是佛说的众生平等吗？甚至佛也说布施有福报，劝人布施，岂非亦有诱惑之嫌？

其实，谢瑍这些想法还是对佛教了解不够。虽然前世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但都是表面的，有很多东西他不了解。佛教的产生，本来就是反对另一教（婆罗门教）的。大家知道宗教之间的斗争相当的惨烈，而一个宗教内部的斗争往往比对外矛盾还要激烈。所以佛教初期，为了聚集力量，佛教以反对种姓制度，提倡人人平等，讲因缘因果，获得了商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和个体平民的认同。即使如此释迦牟尼灭度前后的百年内，即原始佛教时期，佛教的经营是很惨淡的，也没有后世那么烦杂难治。也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和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后来历代传人代有增益，越来越玄，越说越烦琐，虽然逐渐深化且系统化了，但却有了“佛学号称难治”。特别是汉传佛法，因为受汉文化的熏陶太深，历经汉、魏晋、南北朝、唐等诸朝代逐渐演化成不同于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印度本地的独一无二的佛教系统。甚至中国流传最久的佛教流派之一禅宗竟然成了喝祖骂佛的一支奇葩。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包括上面提到的安士高，都乞灵于法咒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使人崇信自己的学说。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到洛阳）还借此作为弘教手段。《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就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有此可略见一斑。

一直到大乘佛教兴起，佛教才开始有了喘息之机。但这中间因为对佛教的理解不同，原始佛教发展变化成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到阿育王时代才出现了大乘的萌芽。而且就算是大乘佛法，也因为观念不同，分成了空宗和有宗等等。鸠摩罗什严格说来是大乘空宗，当然这时还没有空宗有宗之说。有宗形成最晚，应该是在公元五世纪即我国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有宗因形成最晚，算是总结了以前佛经的优劣，承认认识工具的作用，法称很明白的说：“人类所有的成功的活动都必须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提。正确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知觉，一种是推理。”这就是宗教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了。

大家都知道唐僧唐三藏，也就是玄奘法师，他历时十数载远赴印度取经，归国后创立的法相宗（唯识宗和慈恩宗）。实际上玄奘是在大乘空宗（般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学体系，其中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他继承的却是无著、世亲有宗天师的衣钵，这似乎很矛盾，可事实如此。总之，佛教后来发展成后世现下的模样，与原始佛教是大相径庭的。

简单说来就是，小乘佛教重个人修持，甚至累世修持才有可能达到灭度，所以成佛很艰难；大乘就好了，只要诵经，虔诚皈依，礼拜就能成佛，甚至可以转让功德，这就比小乘容易多了，所以大乘后来居上；再后来，禅宗更厉害，不用什么修持，一朝顿悟就可以了。所以禅宗流传了一千多年还在，甚至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和尚也开始干活了），这在以前佛家中极为罕见，现在东南亚的僧人还是以乞讨为生的；而玄奘的法相宗因为要求很严（修炼艰苦，成佛条件苛刻），即使有唐皇朝扶持，玄奘去世后，就没人修了，法相宗也就消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