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杜若工作已经快半年了，与陈翊分手也已经半年，可那种被腰斩过一般的滋味却还隐隐盘旋在身体里，时不时地扯上一股钝痛。圣诞节的香甜气息从中心商业区蒸蒸升起，顺着城市的大街小巷迅速弥漫开去。这个城市的冬天是湿凉的，像挂在灰色天幕下的一滴泪珠子。

杜若还记得半年前才入职的自己是怎样被一大堆名词行话折腾得晕头转向，当别人讨论得热火朝天时，只能默默地在一旁计算伤害值。在同事面前还可以虚心请教，在受访者面前就只能硬着头皮不懂装懂以保全报社颜面，结果常常是提笔难下。遇到过好心的受访者，看出她不懂也不揭穿，还有意无意就多说两句，像是在解释；也遇到过严厉的受访者，见她问的问题不专业，直接托词有急事要处理，将她晾在一边。如此种种，她每月的发稿量都岿然不动地垫底也不算稀奇。她记得自己初次采访某领导，完全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浑然不知这是个很有分量采访。那时她才从华北回来，思维还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采访那天穿得像个大学生，临行前被吴宓叫住，说：“你这样会被骂回来的。”于是匆匆回家换装，情急之下忘记带录音笔。她碍于记者应有的姿态和交流的质量，不能明目张胆地龙飞凤舞，只能以把握全局和专心倾听为首务，见缝插针地记下关键词句。她采访完就赶回报社，趁着记忆还新鲜赶紧奋笔疾书，然而也只记得个大概。稿子交上去后，安西一眼便看出端倪，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让杜若将几千字的稿件压成了几百字的豆腐块。史克安慰她说：“我以前最烦的就是背*****，现在连市常委都能倒背如流。都是给逼的。”

快到年底，年终奖与发稿量直接挂钩，而她的发稿量稀薄得仿佛这城市冬天的阳光。安西自华北平原那次报道之后就再没找过她，昨天却专门把她叫到办公室，说：“这两天，选个题报上来吧。”她看不出来安西对她是否满意，事实上，她看不出来安西对任何人是否满意。他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般，对事不对人。史克说：“新记者哪个不垫底？你只是bottom 5，已经不错了。”

杜若今天刚到报社就接到邻居电话，妈妈在小区门口把脚崴了，她闻讯赶回家时，妈妈正坐在门厅和邻居聊天。邻居家3岁的小孩拿着一颗大白兔，一个劲儿地往妈妈面前递，对崴脚的妈妈说：“婆婆，吃糖。”他个子还小，就扶着椅子臂努力地踮起脚尖，小孩子认真而关切的眼神惹得妈妈眉开眼笑。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很慈祥，配上她鬓边隐隐的白发，有几分杜若记忆中外婆的模样。

杜若向邻居道了谢，急忙带妈妈去做检查。她突然感到肩膀上有种无形的压力，而人在承担某些重量时，通常并没有什么庄重的仪式或信誓旦旦的誓言，有的多半不过是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仓皇态度。

医院像一个塞满包子的大屉笼，仿佛随时都会被撑破。穿着羽绒服的圆滚滚的病人，才来时还能心平气和地聊两句，过个几十分钟那声音里便只剩焦虑，一两个小时后，索性连声音都消沉了下去，只换上一副听天由命的冰冷表情，当被叫到名字的瞬间，这表情就从冰冷里炸出欢喜的颜色来，仿佛连病痛的折磨都被置之度外。杜若在医院里上上下下了四五趟楼，好不容易拿到最后一个专家门诊号。等待就医的时候，陪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妈妈说：“听朋友说，美国医院人特别少，去了就能看上病。”

杜若笑了，说：“他没说美国去医院需要提前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