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若迅速地思考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说：“进入工业界，成为中国工业升级的一支力量。”

安西说：“可是这已经不是圈地运动的时代了。工业革命才开始，需要密集劳动力。三百多年过去了，现代工业需要的还是密集劳动力吗？”

杜若愣住了，她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她想到了美国的工业回潮，想到了各方争执不下的农民工问题，想到了盛传中国人口红利将在十年内用尽，想到了迅猛发展的it行业和人工智能……是啊，让这些农民去哪里呢？大量被剥离了土地的流民自古以来就是改朝换代的先兆。历史总是在人口激增以致土地不堪重负，大量流民引发社会动乱，战争之后人口锐减，均田天下太平盛世这个怪圈中循环。她一时间无言以对。

杜若看着安西，他并没有叫她马上离开的意思，而是恢复了他的慢动作，缓缓地啜了一口茶，缓缓地开口道：“不过，这文章前面部分还是不错。”

她听到了自己心脏噗噗跳动的声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主编，您这儿要是暂时没有替代这篇文章的排版方案，要不让我先回去改改吧。前面写实部分和采访相关部门的部分我还是保留，只是把解决方案从改变耕作方式变为选取适宜作物，您看呢？文章中不是也有提到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占全美国的20%吗？还有一个数据是美国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大概占世界总产量的10%。如果high plain因为缺水而使美国的小麦和玉米大幅减产，那就意味着世界小麦产量的2%会受到影响。虽然比例不高，但基数大。如果华北平原减少水稻种植，增加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比例，也算是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了嘛。”

安西似乎有些累了，他原本就眯着眼睛几乎快要闭上了，点了点头，说：“你试试吧。”

杜若走出安西的办公室，已是冷汗淋漓。那死而复生的兴奋已经被一种更深沉的情绪代替。种植更适宜缺水环境的农作物分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上去是那么正确，正确到谁都能想到，正确到几乎没有意义。事实是，华北平原的水稻种植相对而言比例已经较小，压缩空间实则有限。可是这结论至少是安全的。宁可让国人少吃米，也不能让社会结构失衡。

她又想到了中国最为人所诟病的计划生育。许多非法偷渡到美国的华人，就是靠着编织计划生育的悲惨故事取得政治庇护的绿卡。在美国时，她也读到过一两个不知有没有添油加醋过的故事，都发生在农村。那个时候，她也为那些妇女的遭遇痛彻心扉，也为那些孩子的早夭倍感惋惜。与她一起看报道的中国留学生中更是有人愤愤不平，那种狂热现在想来甚至带有一些类似宗教的热情。是啊，宗教不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吗？然而凡事总有两端，胎儿被剥夺出生的权利是反人权，孩子大量出生导致土地不堪重负、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候的流血牺牲就不是反人权吗？若以地域或阶层划分，对生孩子的热衷程度经常与经济发展程度呈反比，孩子生下来之后的高死亡率就不是反人权吗？教育与医疗资源的愈发不均就不是反人权吗？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区以不适当的方式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结构上不仅难以壮大中国本就稀薄的中产阶级，反而有可能将社会安定推向岌岌可危的境地。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计划生育制度一定会走向陌路，但在此之前，操之过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不是鼓吹一下“人权”就可以解决的。

她想起了一年前与julia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很多披着道貌岸然外衣的，究竟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政治博弈？而从意识形态上高屋建瓴以操纵人心，简直是最锐利的政治武器。而为什么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开始有了内忧外患的苗头？杜若想，大概是因为凡事过犹不及吧。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曾经将中国的意识形态束缚得太紧，以至于一旦松绑，张牙舞爪的思想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弹，而学者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在数量上寡不敌众，在力量上发不出声音，终是在妥协中逐渐丧失思考的欲望乃至思考的能力。而这后果是什么呢？是那些嚣张的声音终会遇到阻力，被压制在寂静里，形成一个闭环。文化和社会一样，也需要有一个缓冲来消化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压力。

可是这样想是不是将问题过于单一化，从而丧失了很多可能性？杜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想站在对立面与自己辩论，却是头痛欲裂，有心无力。那不算浓密的头发也似乎承受不起思考的重量，蔫蔫地粘着头皮。窗外暮色已深，这又是一个这个城市常见的、没有星空的夜。她坐下来泡了杯咖啡，走向那条似乎唯一正确却乏善可陈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