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次罢工并不成功，很多人为了免受政府的处罚而偷偷地跑去上班。但即使如此，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后领导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显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1962年，白人当局颁布了《反破坏法》，规定要严惩所有“破坏公共秩序”的人，凡是参加了罢工、示威、抗议等活动的人，都将被视为“参加破坏活动罪”，可以被判至少5年直至死刑的刑罚。同时，政府还签发了曼德拉的逮捕证，曼德拉开始了四处逃亡的日子。

在逃亡的日子里，曼德拉白天躲在房间里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他通过地下指挥系统发出了大量的号召，号召工人们遵守行动指令。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曼德拉不修边幅，以至于他的胡子长得很长。政府为了抓获他，还特意散发了很多长着大胡子的曼德拉头像。有人曾劝曼德拉剃掉自己的大胡子，但是被曼德拉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种容貌让他看起来像是穷苦人家出身，更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在逃亡的时候，曼德拉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甚至还包括一些警察和官员。一次，曼德拉装扮成一个司机，正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等人。忽然，曼德拉发现一个非洲警察向他走来。在曼德拉准备逃跑的时候，那名警察朝他笑了笑，并用手指向他行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礼，然后走开了。

凭借着出色的伪装技术和别人的帮助，曼德拉逃过了警察一次又一次的抓捕。于是，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这个绰号来源于一个叫巴洛耐斯·奥卡兹的人，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多次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抓捕，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红色海绿”。

自从曼德拉被政府通缉后，温妮就很难再见到丈夫的面了。但温妮似乎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天，她表现得十分坦然。她一方面细心地照料自己的孩子们，一方面在耐心地等待丈夫的归来：

纳尔逊的活动转入到地下后，极其艰苦的日子到来了。

我爱他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们的爱经受了时间和离别的考验。我并不想说他是个天使，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他的话，我一定能发现他的很多缺点。但我只有时间爱他，剩下的，只有漫长的等待。

说实话，我也并非见不到他，只是我们的生活如同戏剧般滑稽。在漆黑的夜里，我等待那神秘的敲窗声，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开始的时候，他会在凌晨时分回来，然后在家里待上1个小时左右。后来，我被警察一天24小时监控，不得不溜出警戒线去看他。

在利沃尼亚有一家名叫立斯里斯夫的牧场，那是我常常见他的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给他和孩子们做饭，过一点儿像样的家庭生活。

那时候，纳尔逊总是喜欢带孩子们去杂草丛生的园里散步。我的大女儿泽妮认为那里就是她的家，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和父亲一起玩耍。

当时，我们也有好几次险些和警察遭遇。许多时候都是我健壮的体魄帮了忙。我的身材很粗，脸总是圆圆的，就像怀孕了一样。一次，当我遇到警察设的路障时，恰好和一位医生在一起，他开着一辆标有红十字的汽车。我躺在他的车里，假装分娩，一边大声呻吟，一边冒汗，好不容易才混了过去。

我还记得有一次，纳尔逊送给我的那辆车的汽缸坏了，我正在修理，一个人忽然叫我把车开到角落里。在那里，一个高个子、身穿蓝色工服、戴鸭舌帽的男子走了过来，打开车门，上去把车开走了。他就是纳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