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
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
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
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
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
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
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
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果然，虽然起义被镇压了，国家却从此天下大乱。
值得一提的是，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无疑会对三国时期的军事进程造成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当属著名的赤壁之战。
众所周知，当时曹操拥有号称八十多万大军，但却由于瘟疫的影响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即使早曹操兵败北撤后，也曾感慨：“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综观整个三国时期，类似的事例并不在少数。看来，如果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
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南阳郡涅县（今河南镇平县）人，约公元150——219年。他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医术，曾虚心向同郡名医张伯祖学习。经过多年潜心研习，医术大进，名声远扬。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建安年间曾担任长沙太守。）
张仲景所处的年代，恰好是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在这场瘟疫中，他家族原本有200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死于伤寒的达七成。
张仲景目睹民间疾苦，立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用自己的医术拯救百姓。为此，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终于写成了16卷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各种外感热性病）和杂病（指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原书在当时只有手抄本，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兵祸战乱，原著已经亡佚，后由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才分别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或称《金匮方》）两书传世。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共10卷。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由于在瘟疫防治方面的贡献，张仲景被尊为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有“医圣”之称，他的医学著作被古今医学界奉为经典。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实际上，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
而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代中国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帝内经》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果“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
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明确指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而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
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
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
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
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
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不过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
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被迫向西迁徙。
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这种瘟疫又多次发作，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