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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村落，惨白色的日光无情灼烤着大地，多日的干旱使得天空和大地仿佛都褪了颜色，昨日的短暂暴雨完全没能缓解旱情。

张仲景孤独的身影走进村子，不祥之兆扑面而来。举目四顾，街道上没有一个走动的行人。

只有一只土狗从张仲景身后跟过来，眼眶通红低低吠叫，作势要扑向张仲景——这是吃惯人肉的狗！

张仲景斗篷下的眼睛倏然露出凶光，对视着恶狗。

土狗停止吠叫，转身一溜烟跑了。

昏暗的茅草屋里，酒坛上的老鼠听到响动迅速藏了起来。

吱呀一声茅草屋的门被推开，一道光线投进茅草屋地面，身影移动，张仲景走了进来。

有人端坐在桌前，张仲景走上前去拍了拍这人后背，想不到这人竟然往一侧倒了下去，地上嗡嗡飞起许多苍蝇。

张仲景将此人翻过来，仔细查看。此人七窍的污血都已凝结成黑色膏状，看来是死了有些时辰了。

张仲景走到桌子往里看，发现桌子后有具被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再环视周围，还有几具尸体极其扭曲的姿势倒在角落里。

门头上张贴着用以驱除瘟神的符咒。

这时张仲景好像闻到什么，他不断地抽着鼻子，四处闻着。

狗叫声中，塌了半边土墙的破败院落。张仲景推门进来。

他边闻边找，走到屋门口从缝隙往里看，灶上居然还烧着一锅小米饭，已经烧焦了。原来张仲景闻到了饭糊掉的味道。

张仲景轻轻地推门进屋，地上躺着一对母子，张仲景赶紧俯身下去，人显然刚死不久，婴儿的屁股上竟还沾着大便。张仲景看着这眼前的人间惨状，突然一阵难受……

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洛阳城外，南军大营一处军帐中，几名士兵将几具用草席裹着的尸体抬到平板车上，往外推去。军营里弥漫着死人的味道。

一位曲督指挥着两个士兵抬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往营帐方向走，正好和平板车相遇。

两个抬药士兵停了下来等板车过去。

平板车上一具偏着头的尸首面色死灰，眼角鼻孔却有凝固的血污，正是当初吴又可和医官争论，医官把过脉的那名病人。

曲督走到帐前，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向渐渐远去的平板车。

火苗跃动，水雾弥漫，医官正在往一口大锅中投入药材熬煮。

曲督急冲冲走了过来，远远的看着医官。

曲督道：“王医官，你当初说几天之内必定疫情减轻，可现在我的人天天在死，有增无减，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医官弯腰咳了几声，说道：“这次军中大疫实在不同于以往，似有鬼神从中作祟。”

曲督道：“我不管，至多再给你三日！倘若三日仍无起色，就算几位都督不拿你祭旗，这帮当兵的们也要把你生吞活剥了！”

不远处的南军中军大帐内，新晋骑都尉、白羽营临时主将，南军副都督协理蹇硕，面色凝重的向上司袁溯汇报疫情：“近日军中兵士多有病亡，似乎是瘟疫。”

“什么！瘟疫？”

袁溯惊叫一声，心道糟糕，自己一个现代人，居然忘了这一茬！灵帝夺情，让袁溯暂停守制，回到军中专心剿寇，他现在已经是实授的南军副都督，需要对南军几万兵士负全责了。

最近两个月涌入京郊的流民实在太多，病死、饿死、战死者不计其数，天气炎热，瘟疫不爆发才有鬼了。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

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

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

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

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

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

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

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