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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美国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的马修斯博士回国了。马修斯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开普省的领导人，他非常温和，曾经还当过曼德拉的老师。

在一次同儿子吃午饭时，马修斯第一次提出了将所有种族的人聚集起来讨论制定多种族宪法的想法。随后，在一次年会上，马修斯再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时机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即可考虑召开‘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便是‘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来。”

事后，马修斯回忆说：“我没有意识到，当我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日后被指控为叛国的祸根已经埋下。”曼德拉也说：“一向因持中庸态度而备受争议的马修斯，其思想居然如源头活水般注入我们宏愿的激流之中，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大潮。”

马修斯的想法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的响应。这些人马上成立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并向各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致函，建议他们支持即将召开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在信函里，他们用简明的语言向所有的群众发出了邀请：

我们号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们！

我们来谈谈这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作的那一块小田。

我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同胞们

和没钱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谈谈赋税

我们谈谈饥饿、谈谈牲畜

我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谈谈冰冷的宿舍

我们来谈谈潮湿阴暗的矿井

我们来谈谈远离家人的痛苦。

同时，全国行动委员会还用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发表了《告南非联邦全体公民书》。“告公民书”散发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人们看着传单上的话指指点点：“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怎样把南非建立成一个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乐园？”

曼德拉和西苏鲁也在为南非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奔波，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训练干部。为了保密，这些活动总是在商店后面或者家里的地下室进行。比如，西苏鲁的据点就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服装店里。

一次，西苏鲁有一批很重要的传单需要散发，于是他就带了自己的女儿一块儿来。当他们来到商店后面的屋子里时，屋里的人却没有看到传单。“传单呢？在哪儿？”他们着急地问。“在这儿呢！”他女儿撩起自己的裙子，拿出一叠还飘着油墨香的传单。众人哈哈大笑。

然而，西苏鲁最终还是被捕了。那是在1954年的7月，西苏鲁正在家里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们讨论召开南非人民代表大会的注意事项，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两个白人侦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两位白人侦探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们笑着说：“啊，亲爱的西苏鲁先生，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司法部长有两封信要交给你！”西苏鲁也笑着说：“只有两封吗？你知道，这是没用的，我们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接着，西苏鲁便被带上了警车。

1955年6月25日，南非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约翰内斯堡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各党派的3000多名代表齐聚于此，他们中有一贫如洗的黑人农民，西装革履的白人职员，还有拖家带口的印度律师等等。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会场上红旗飞扬，到处挂满了“自由万岁，斗争万岁”的标语。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

当局的警察们围在外面，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可是，兴高采烈的人们根本不理会他们。

曼德拉和很多领导者被禁止出席会议，他们只好在远处观望。会议一开始，不同肤色的与会代表就合唱了《上帝保佑非洲》。曼德拉一边在远处默念着这首歌，一边流下泪来。后来，这首歌成了新南非的国歌。

下午3点，《自由宪章》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所有人的南非，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只有在我们全体人民都和睦共处、共享平等权利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