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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终于到站，宛如醉汉酒后走路的节奏一样缓慢。

我拖着行李箱，步行到汽车站，搭了辆城际公交。一个小时后，汽车在村口停下，随后又向远方开去。我站在村口，像个犯错的逃兵一样，凝视着我从小到大走过无数遍的这条乡村大路，呆呆地伫立了半分钟。

秋收逐渐接近尾声，马路上晾晒的是各家各户的玉米。路灯依然亮着，有俩家准备晚上看玉米的男主人，已经在铺垫过夜的席子和被褥。

走到庙前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小学同学----刘路一家三口正在打玉米。我二话不说，放下行李箱，拿起旁边躺的一把铁簸箕锨，加入了战斗的队伍。

刘路的老爸开着拖拉机，一点儿一点儿前进。打玉米机通过两根皮带，与拖拉机的柴油机连接，以获得粉碎玉米棒的动力。刘路和我铲起一锨一锨玉米棒子，输送到打玉米机的大嘴巴里。饱满的玉米粒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流到地面上；细碎的玉米芯，从打玉米机左边的口子里吐出来。刘路妈妈一会把打玉米机没有嚼烂的玉米棒子，重新扔进它的大嘴巴里，一会又把地上堆成小山的玉米粒摊开，以方便拖拉机前行。

一阵紧张的劳动结束后，我已汗流浃背，但是心里面却有种说不出的痛快，那感觉就好似久经物欲迷惑的本性，突然返璞归真一般。

刘路的爸妈一个劲地道谢。

我坐在打完的玉米堆上，说：“阿路，怎么就你们仨在这儿忙活，你媳妇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忙着在家做饭哩？”

“嗨，”刘路叹口气，“别提那个臭娘儿们了，中午吃饭时我就稍微嘟囔了她两句，没想到这娘儿们把碗一撂，竟然领着俩孩子直接回娘家去了。”

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夫妻嘛，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些小磕小碰的，要多相互忍让忍让，这样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嘛。不多说了，我先回家了，我爸妈还在家等着我哩。”

刘路说：“行，那你早点回去吧，过两天喊你出来玩。”

我站起身说：“好。”然后跟刘路爸妈道别。

到家时已是将近晚上九点。父亲、哥哥和几个主事的街坊，正坐在堂屋前的酒桌上，讨论着明后天的三周年事宜安排。几两宋河下去，每个人的小脸都有些红扑扑的。

我打过招呼，先回自己的房间换衣服去了。

厨房的灶台上，依然热着妈妈给我留的剩饭剩菜。饭，是玉米粥；菜，是清炒土豆。我要先洗个澡，然后再进餐。

调整好太阳能的水温后，我开始冲澡。温水从淋浴中淌出，流过我的肌肤。胸前背后若隐若现的一道道红印，是昨晚18号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

自打肖哥走后，已经很久没有一个女人，这样真正走入过我的生活了。18号，现在在忙什么呢？她，真的是陪唱的公主吗？如果真是那样，那昨晚，我心中的些许疑惑又该如何解释？我很犹豫不定，我非常希望它是错误的，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又活生生地摆在那里。

走出洗澡间后，我好好地吃了顿晚饭。

最甜莫过故乡水，最香莫过自家餐。

主事的街坊们走后，父亲和哥哥依然趴在桌子上，在商量并记录着些什么。哥哥一直强调，这次无论如何，哪怕是多些钱，也要把爷爷的三周年办得体面些。三年前，哥哥审时度势，在县城租了个门面房，开了间童装店。虽说刚开始起步时比较艰难，但现在总算熬过来了，这半年的生意还很不错，听爸爸说哥哥自己也攒下了不少钱。

在我们农村，与结婚娶媳妇一样，三周年祭奠亲人被当作喜事来办。比起结婚娶媳妇的场面来讲，三周年最吸引人的，要数亲人们为悼念逝者仙逝三周年而举行的歌舞团活动了。歌舞歌舞，自然是穿着诱人，载歌载舞。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不用再发愁吃穿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人们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

单纯的歌舞艺术表演和单调的吹拉弹唱，是没有人感兴趣的。中国人嘛，干啥都讲究积聚人气，办事都图个热闹。俗话说，“佛烧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办个体面的三周年也是一个可以在村里提升主家人气地位的大事。

市场倒逼改革，为了追随观众的需求，各地的歌舞团们也都纷纷创新节目，打造出属于各自的特色表演，如低俗风趣的小品段子，男女之间的荤段子，五窍抽烟、口吞长剑等杂活绝技。当然，主家出钱越多，歌舞团的节目质量就越高，就越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记得去年在我姥姥村里看的那段泰国人妖表演，让这个小山村里的所有人大开眼界，以至于在表演结束后，好几个好奇的小伙子和大叔跑到后台，拦着那位泰国人妖，非想验证下人家到底是男是女。

当然，歌舞归歌舞，三周年最重要的还是祭祀活动。三周年忌日的前一天傍晚，逝者的家属们要一路敲锣打鼓走到坟地里，请逝者的魂魄回家，歌舞团的乐手们一路伴奏同行。乐手通常只要五个，一个吹唢呐的，两个吹笙的，一个敲锣的，外加一个打镲的。从坟里回来之后，还要带着死者的画像在街上转上一圈，在主家门口举行跪拜活动。等到七八点钟，天黑下来，歌舞团演员们吃罢饭，歌舞团活动才正式拉开序幕。三周年忌日当天，各种远房亲戚，街坊邻居，都会来主人家里做客吃席。----当然，随份子自然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