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他乡，每当收到家书或亲朋好友的来信后，无例外的都是兴奋。

可那天下午收到的章恬菊的来信后，却让焦亦石有些寝食难安。

来信告知焦亦石：焦亦石原工作的厂里已两次贴出通告，若焦亦石再不回厂，就开除厂籍。

焦亦石利用空遐时间，给原厂里的领导写了封长信，或称之为汇报。

◇ ◇◇

尊敬的厂领导：（您们认为必要时也请转市电子局领导）

离厂已是一个多月了，现将我外出后的情况及一些想法向您们作个汇报。

春节的喜庆鞭炮刚响过不久，空气中还弥漫着醉人的硝烟气息，我便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千多公里的行程中，本已超载的列车上又陆续上了不少的打工人员，背着行李，提着用品，挤在走道上，蹲在车门旁。男的，女的，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带有岁月痕迹的中年人的脸。音调简短的江西话，拖长尾声的湖南话，风味独特的四川话……充斥着一节节的车箱，奏响了南下的进军曲。

车到广州，这支五颜六色的南下队伍便汇入了车站广场上的人海，然后象倒行的江河之水，经干流、支流、小河、小溪，流向了这个南中国的各个角落。

我先后在深圳、宝安、东莞、广州、佛山等地转悠了一些时日。转悠的目的，一是看看这些地区经济繁荣的景象，了解他们这里是怎么繁荣起来的；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商品，放到目前全国最引人注目的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掂掂份量。

沿途看来，广州是宾馆林立，娱乐会馆比比皆是，属消费服务及文化生活较发达的地方。深圳也是遍地高楼大厦，但以金融、进出口和高科技产业为主要标志。宝安、东莞、佛山等地则是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而且还在大规模地兴建。

在这里，一个中等的镇（相当于内地的一个乡），其工业产值及工厂数量，远远超过内地的一个县，可以赶上内地的地级市。

每个镇内，混凝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公路两旁各种工厂、商场、酒家等，几乎不间断。这里的工厂千人以上的较少，大多数是几百人甚至几十人。

产品基本是电子、五金、制衣、手袋、塑胶五大行业。

外资厂约占40%，集体企业极少，私营企业很多。内地百万千万打工大军南下广东，绝大多数进入了这些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小私营（含外资）工厂，进入广州、深圳等都市的只是少数。

这里经济繁荣，但我感到潜在的危机是文化教育远远落后。

每个镇或县级市，可以有众多的卡拉ok厅、数不胜数的酒家、宾馆、美容厅等，却很少看到有书店，即使偶尔有一、两家，也只是卖些流行的文艺书籍或杂志，却看不到科技书。

在这里，千百家工厂内从事技术性、专业性工作的人，几乎全是内地来的。无怪乎《深圳特区报》上有人撰文，忧心仲仲地感叹：“廿年后，广东本地人将成为十八世纪的北美土着人。”此言也许有些耸人听闻，但细细深思，又不是没有道理，相信广东的有识之士，能早日对此有防范意识。

在浩浩荡荡的南下打工潮中，人们往往以为到广东来可以淘金，空手而来却可以满载而归。殊不知，这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遍地黄金。

除了那些占比例极少的有些专业技术特长的人收入较高些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打工仔打工妹，都是在这里咬紧牙关、洒汗拼命、甚至受伤流血，来换取那点微薄的收入。

每天工作十二、三小时，一个月有300多元的工资，再扣除一下食宿费，能到手的收入也就200元左右。

在这里，上班时间绝对看不到内地工厂里那些闲谈、喝茶、看报、打毛衣等现象，看到的只是机器人般的劳作。

稍有不轨（违犯厂规）或稍有不慎（出差错），随时可能被“炒”——解雇。而厂门口，那些扒在铁栅栏门上、目不转睛地注视厂内的后备打工仔打工妹们，随时可以进来填补那些被“炒”人员留出的空位。

可以如此说：广东的繁荣，主要得力于产品方便地出口进行较高价格的外销及内地打工大军的廉价劳动力，两者一反差，效益就出来了。

我到处转悠一阵后，落脚在地处东莞的一个港资厂，专职从事ibm.pc机控制的线切割机的编程、操作、电气维修。对于我这个电子工程师来讲，当然力所能及。

董事长（这里习惯称老板）给我的月薪是我在内地工资的9倍，并由厂方包吃、包住。

在这里，给我感受、印象最深的是：

1、竞争激烈。

在这里，被认为不适应岗位或能力不行的，随时有被炒掉的可能。

我所在的厂里原工模部一位主管（广州人），开始被认为很得老板重用，在工模部他是老大，很是得意的，他也曾建议老板炒掉过几个人。可一当模具制造进展缓慢、继而又出了几次质量事故后，老板却毫不客气地将他也炒走了。

在写字楼的文员（会计、统计、打字、跟单等）中，一旦有强一些的应聘，那原文员中能力差一些的，就只有打起背包走路。完全不象内地工厂，铁饭碗端上就能保一辈子。

2、重才轻名。

在待遇方面，重专业人才，不拘泥在厂里所担任职务的高低。这间厂的经理月薪1800元，主管月薪1500元，而技术人员、工模师傅月薪却可上2000甚至更高。

3、不讲亲戚关糸。

老板的堂弟堂妹，一个当装配工，一个当冲压工，与普通打工仔打工妹同工同酬，没有半点特殊照顾，不安排到舒适一些的岗位。我开玩笑问老板为何不关照他（她）们，这位香港肥佬用极不熟练的国语说：“狗干狗的事，猫干猫的事，他们只能干这种事。”

4、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少。

在香港接到订单，把样办（样品）往工模部一放，“按样办出模具”。没有设计，没有工艺，偶然会画点草图，模具在极短的时间出来了，产品也很快出来了，交货迅速，抢占市场。

5、兼职多。

除生产线上的工人外，其他人员基本都有不少的兼职工作要做。如生产主管兼维修主管，外事厂长兼人事部主管和住房分配。象我自己，除了本职的电脑编程和电子线路维修外，往往还有一些临时性的生产及技术方面的其他工作要做。电工除了设备修理和用电安装外，厂内其它杂活（搭棚、清理场所等）也要干。这种情况，在内地似乎是不可思议，在这里却是习以为常的。

6、职能人员责任心强。

各部门主管都要能独挡一面，全面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不能胜任的，你自己早点辞职吧。若你自己不想辞职，想混混看，那也不用几天，一纸辞退通知交给你，你还是卷起铺盖走吧。那时就更狼狈一些——被炒了。

在这里，辞工走与被炒走，在人们心目中是不同价值的。若某个主管，经常为部门内的事情去请示经理或老板，自己却拿不出主意的话，那就会经常挨“吊”——骂也，那他的饭碗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造成了这些企业中工作紧张，人人努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时间观念强，工作效率高，最终就呈现出企业的经济效益好。

当然，在这些企业中，也有弊病。突出的是人际关糸冷漠，相互间缺少信任和关爱。员工的文化生活差，缺少必要的娱乐。雇员们没有长期打算，做一天的工挣一天的钱，缺乏归属感。

总之，这里同内地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只能谈一些与我们内地企业有对照意义的现象，若要详尽描述，真可写一篇中篇小说了。

在这块中国的南宝地，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内地的大多数企业会活得那样艰难？

从我上面谈的六点体会或感受中，不难发现许多内地企业艰难挣扎的内在原因。这就是人们有口皆传的、中央也再三指明的企业的经营机制尚未根本转变。

报纸上宣传的、中央到地方文件上写的、人们口头上讲的，并未真正付诸于实际。三大制度的改革，叫了二年，并未动真格的。依然是出勤不出力或根本也不出勤，照样也能拿工资，一分不少。而那些辛苦干实事的，并不能多得一星半点。

体制不能转变的真正原因，仍在于人的意识、观念不能根本转变，这才是体制改革阻力的真正所在。

例如：在广东，那些不能适应工作的、能力低下的、出勤不出力的，随时被厂方解雇，是天经地义、毫不为奇的事。

可在内地，厂长敢如此做吗？纵使有的厂长胆大包天，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把一些人辞退了，首先一顶“以资本家的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大帽子加到你头上，被辞退的人三天两头闹到你的办公室，继而闹到你家里，甚至一把匕首插到你的家门上，你这位厂长还敢坚持那样做吗？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一切依靠组织，一切依靠政府。从呱呱堕地开始，一切便都有由国家包了。直至他赶赴黄泉路，他的子女还要由组织关照。可现在要靠各人自身的力量谋求生存，他当然不习惯，也不愿意了。

又例如：现在人们都在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大海，有些人已经跳下去了，有些人在跃跃欲试，有些人在观望，而更多的人是在望“海”兴叹。

对下海的人，人们各执其词、贬褒不一。最近，着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论点是“知识分子下海是有相当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那怕他下海的原因只是“在原先的单位收入甚微，甚至拮据，现在他想增加收入而下海”，也是具有相当高社会主义觉悟的体现。

试想，这个观点我们内地的同志能接受吗？他们不斥你为“一心只想个人私利，置国家、集体利益而不顾”，“毫无组织观念，被金钱迷了心眼”才怪呢！

殊不知，这些人即使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而下海，但他们的行为仍是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或者说，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而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