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曰：

西方有人，足踏神京。

帝出不还，三台扶倾。

颂曰：

黑云黯黯自西来，帝子临河筑金台。

南有兵戎北有火，中兴曾见有奇才。

—《推背图》

现在的朝廷内有肃顺铁腕治国，外有曾国藩稳操胜算，形势一片大好，洪秀全明显蹦跶不了几天了，咸丰初年的艰难局面已经被打开。

奕詝总算要喘口气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天塌地陷。

原来，英法美诸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都跟中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些年一来条约快到期了，二来原来的条约得到的好处不够多，所以各国都憋着一口气要跟中国修约。

但是修约的要求屡次被中国拒绝，清朝廷一向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跟这些洋人走得太近，所以能不搭理他们就不搭理他们，老拖着这事不办。

外国人都遵守国际公法，国际公法白纸黑字有规定，条约到期了就得修约。至于怎么修，谈判桌上都好商量，但就是不能拖着不办。

英国人被中国这种能拖就拖的态度惹火了，他们准备找机会给中国点color　look　look。

机会来了。

咸丰六年（1856），广东水师从一艘在港英政府注册的商船—亚罗号上抓走了两名海盗。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亚罗号事件。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这件事大做文章，硬说这艘在香港注册过的中国商船是英国船，还信口开河说中国兵曾经往船上的英国国旗上撒尿。

事实上这艘船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英国国旗。

不过这并不重要，英国人只需要一个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有多荒唐。

不久，英国海军进攻广州，攻占了虎门炮台，焚毁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一度攻进了广州城，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两广总督叶名琛抱着六不的态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跟英国人耗着。

打我是打不赢你，但我就是不听你的，非暴力不合作，你能把我怎么着？

同时，法国也坐不住了。

同年，一个名叫马赖的法国神父因为非法入境传教，被中国地方政府抓住并处死。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神父事件。

按照中国跟法国签订的条约，法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而按照治外法权中的一种—领事裁判权的表述，法国人如果在中国犯了罪，应该交给法国领事，由法国政府进行判决。

这在今天看来有点搞笑。今天我们都知道，甭管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罪，必须按中国的法律，由中国政府来判决。但在当时，中国人不懂国际公法，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稀里糊涂就把这一重要主权拱手送给了外国人。

既然给了法国人治外法权，那就不要私自处决法国传教士了，把他交给法国领事处理就好了，可是中国又自作主张把人给杀了。

现在人法国人挑理了。

咸丰七年（1857），英法两国组成了一支五千七百人的联军，乘军舰向中国开进。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这个时候英法联军的军舰基本上都已经装备了一样重要的东西—蒸汽机，装备了蒸汽机的军舰摆脱了风力航行所受的制约，航速比以前大为提高。

随即，英法联军攻破了广州城，俘虏了六不总督叶名琛，把他抓到了印度（英国的殖民地）的加尔各答，囚禁至死。

英法联军生动地用行动回答了叶名琛的问题。

我就能把你这么着。

靠，朕又没让人在虎门销烟，他们怎么又打过来了？

废话，人家几次要跟你修约，你跟个木头似的没反应，人家不打过来才怪。

奕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英法两国的战和问题。

王公大臣分成两派，以肃顺为首的一派主战，以奕訢的岳父—文华殿大学士桂良为首的一派主和，大家群情汹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奕詝犹豫不定。

四月，英法联军北上天津，攻破了大沽炮台，进入天津城郊。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大沽沦陷，天津必然不保；天津一旦失守，北京就危急了。

奕詝慌了，他赶紧派主和的桂良去跟英法诸国议和。

五月，桂良与诸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给了他们公使驻京，增设口岸和自由传教等等一系列权力。

英法联军这才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