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首先是视觉艺术，不同于电视剧的讲故事，能在院线上映的影片，视觉冲击力非常重要。情感戏可以多下功夫，爱情，亲情，友情，对国家民族之情，不一定要很直白，很夸张，也可以拍得含蓄而唯美。中国观众在感情上更喜欢含蓄的表达。很多抗日剧渲染爱国激情，然而过分夸张就会变成伪激情，只会让观众产生反感与厌倦。”

程枫拄着筷子听，很惊讶她对拍戏这件事，有比他更专业的见解。

“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抗日题材中的爱情戏，理应为影片主旨服务，而不仅是男人戏的点缀。爱情是文艺永恒的主题，抗日剧也不例外。你把爱情拍得越唯美，当它一旦被毁灭的时候，悲剧的感觉就越强烈，越能打动观众的心。”

“莫言的《红高粱》，本质上也是抗日题材，但是海内外的观众，包括戛纳电影节评委，不会把它简单看成抗日剧。打动他们的是人性，曲折悲壮的故事，以及影片画面的中国风。”

“所谓唯美的感情戏，不一定要很多动作。韩剧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对于习惯含蓄的中国观众来说，他们不喜欢太多动作，而更喜欢感受气氛。和平年代的幸福、自由、淳朴和美好，爱情的甜蜜和纯美，对平凡温馨生活的憧憬，对应后续情节中，侵略者的残酷屠杀，本来善良柔弱的男女主角，因为爱情被毁灭，家园被摧毁，而引发的激烈反抗，等等。”

他对她十分敬佩：“你是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