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昆鹏二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姐姐就是我们前几天在医院碰到过的那位。哥哥去年出车祸不幸身亡了，生前也是一位不小的领导。吴昆鹏的精神病充其量也就能定个四级，没有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是他哥哥找关系才定了一个精神病二级残。他哥哥死后区委来人调查，查明情况之后就要把他低保拿掉。失去了哥哥的保护又没有收入来源的吴昆鹏曾三番两次的到社区，找主管低保工作的程小波闹。闹的方法十分别出心裁——他装精神病犯病，想用事实说服程小波帮他恢复二级残的定位。吴昆鹏的演技惟妙惟肖，开始根本就看不出是装的。装了几次之后程小波发现了马脚：每次不管他犯病犯得多凶，只要一谈到恢复低保的细节，马上恢复正常。在社区工作的人什么情况没见过呀？于是程小波心里有了数就把他的低保停了。

其实吴昆鹏并没有家族精神遗传病史，他的病是被活生生吓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大潮只露端倪，虽然工人们之间流传着一些关于用人制度改革的小道消息，但在岗工职工大多还抱着“谁下岗也轮不到我下岗”这种或者出于自信或者心存侥幸的观念。

当时的吴昆鹏二十七八岁，在一家重型企业当车工。虽然自己的条件一般，可仗着哥哥在市里机关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对方条件差点他还看不上，好的女孩他又不敢高攀，毕竟除了一个在机关工作的哥哥以外，他什么优秀的地方也没有。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拖到了二十七八岁。九十年代初，二十七八岁已经算大龄未婚男青年，用现在的话讲叫剩男。终身大事没个着落的吴昆鹏开始着急了。

终于在这一年的深秋。吴昆鹏车间新来了一位女职工，叫贾丽娜。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长睫毛一呼扇，差点没把吴昆鹏的魂给勾飞了。他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心里合计：“我的妈呀，这模样，这身段，比挂历上的大美人儿看着还漂亮啊！”于是，吴昆鹏便对贾丽娜活动开了心眼。

其实吴昆鹏不是那种总惦记挂个马子泡个妞的纨跨子弟，献殷勤的方式充其量就是今天送个苹果，明天拿个橘子，没有什么非份之举。贾丽娜也不拒绝，总是接过吴坤鹏送来的水果笑着说声谢谢，转身就走，不比冰山美人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而且贾丽娜跟车间里的任何同事都保持着非常疏远的关系，上班一个人来，下班一个人走，中午自己到食堂吃饭，从不和谁多交流。

同事们看出吴昆鹏对贾丽娜有点意思，开始有意无意的开起两个人的玩笑，有时候玩笑开过分了还故意把吴昆鹏往贾丽娜身上推，经常闹的吴昆鹏臊得一张大红脸而贾丽娜只是淡淡的笑笑从不生气。可是吴昆鹏不舍不弃，每天坚持向贾丽娜示好，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天午休时，贾丽娜端着饭盆大大方方的坐在吴昆鹏身旁。跟吴昆鹏一块吃饭的几个工友，看到这种情况哗的一下就识相的离开了。

贾丽娜睁着那双勾魂的大眼睛看着吴昆鹏，单刀直入的问：“你是想跟我处对象吗？”

吴昆鹏扭扭捏捏，虽然自己一直在等着这一刻，可幸福来的太突然，他到不知道如何回答了。于是他只能羞涩腼腆的点了点头。

贾丽娜微微一笑：“想跟我处对象行，你胆儿大吗？”

前半句话让吴昆鹏差点美出鼻涕泡来，但后面那句你胆儿大吗，却让吴昆鹏如坠云雾。不过他坚持不愿意在贾丽娜面前跌面：“还行吧！我胆儿挺大的。”

贾丽娜说：“行！那你今天下班后跟我走。你要是胆子够大的话我就跟你处对象。”说完把黝黑的大辫子一甩转身走了。

吴昆鹏一下午心里忐忑不安，好几次险些将手伸到车床里酿成事故。时间一分一秒的对吴昆鹏好似煎熬，终于等到下班铃声一响，贾丽娜果然如约出现在吴昆鹏眼前：“下班了，跟我走吧！”

周围的同事有嘴贱的怪叫：“你俩处对象啦？这就开始约会了呗，啥时候能吃着你们的喜糖呢？”

贾丽娜不回答也不在乎，到是吴昆鹏羞臊着脸，灰溜溜的推着自行车跟在贾丽娜屁股后面走出厂区。一直走到周围没有认识人了，吴昆鹏才抬起头怯怯地问了一句：“你要带我去哪啊？”

贾丽娜不多解释：“走吧，看看你胆大不大。”说着就给吴昆鹏领到了一家招待所门口。贾丽娜把自行车往招待所门口一停，“你等着，我去开个房间。咱们俩没有结婚证，人家不让进。我一会儿开好房间再下来接你。”说着就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招待所的大门。

吴昆鹏听完都傻了，虽然九十年代初人们不像以前那么封建了，可人们对婚前性行为依然谈之不耻，甭管是真不耻还是装不耻。吴昆鹏虽然算不得老实巴交，但也并非放浪形骇，一种酸楚的感觉从他的心底里油然而生：难道漂亮的贾丽娜居然会是那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