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魏哲於鄴城设立“知行书院”之前，刘表就已经干这事儿了。

只不过他並没有明著来，而是开立学宫，博求儒士。

隨后其更是任命荆州大儒宋忠伟“五业从事”，组织一眾大儒编撰《五经章句后定》，其目的就是效仿光武帝刘秀，设立新官学，

所以刘表虽没有像当初的刘焉那样使用天子乘舆，但他的那点心思荆州的聪明人早就猜出来了，否则也不会顺水推舟劝其进位“楚王”。

而在魏哲於知行书院讲学之前，荆州官学其实主要以批判郑学为主。

尤其是在元骏上任徐州刺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长廊辩经”之后，荆州的主流观点基本上就是【挺“陈”批“郑”】，至少刘表是这样的態度。

然而鄴城的“国学”一出，荆州官方学术观点顿时就转移了目標。

宋忠、綦毋闓等一眾大儒引经据典，对魏哲，为国学大肆批判。

襄阳学宫的千余儒生也不甘其后，成为与知行书院学子对抗的主力。

一南一北，一古一今。

两地的士人就这样开始口诛笔伐，进行著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爭。

而当察觉到这个情况之后，张松咂舌之余也忍不住在襄阳止步不前。

不过宋忠等人只顾著批判魏哲，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批判之前必须了解，否则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果魏哲的“国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入了襄阳学宫，並且大规模向襄阳周边蔓延，开始被一眾古文经学的儒生所追捧。

客居襄阳的潁川名士司马徽便批判宋忠等人满口空谈，不识时务。

司马徽虽是天下名士，可是却与时流大儒不同。

庞统年少时听闻司马徽在潁川，便不远千里前往拜见，但他赶到时正好遇到司马徽在採桑叶。

当时庞统还是个少年，便忍不住失望的吐槽道：

“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能执妇人之事？”

然而司马徽闻言却毫不在意，反而泰然自若道：

“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嘆。虽有窃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之言就是在嘲讽庞统生来富贵，却不知世事艰辛。

庞统由此嘆服，在司马徽迁居襄阳之后时常前往请教。

故此司马徽格外赞成“国学”所主张的实心任事，量知为用。

他甚至难得走出隱居之所，在襄阳士林集会时公开褒奖魏哲之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堪称救世之良方也！

受他影响，其弟子南阳刘廙、襄阳向朗都成为了“国学”信徒。

除此之外，襄阳庞氏的家主庞德公也对魏哲颇为讚赏。

只是由於家族拖累，庞德公不方便公开声援魏哲，於是便转而批判宋忠所注的《太玄经》空讲义理，满口虚言，实乃误人子弟。

於是乎还不等宋忠等人將鄴城“国学”批臭、批偽，荆州士林內部便分裂了。

以司马徽、庞德公一派的大儒与襄阳学宫迅速割裂，开始口诛笔伐起来。

其中有部分荆州士族顾忌刘表的態度不敢公开站队魏哲，便转而集火宋忠。

而在这场学术斗爭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则要当属庞统与王粲无疑了。

其中庞统还好说，身为襄阳庞氏的嫡子，本就是荆州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

他在此次风波之后替庞德公衝锋陷阵那也是应当。

但王粲就不同了，此人可不是后世所言的“建安七子”之首那么简单。

王粲出身兗州高门，山阳王氏，乃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避祸荆州之后他便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为荆州士子拜服。

以往荆州士林只知王粲长於辞赋，冠盖荆州，却不想王粲的经学造诣亦极深。

甚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简直就是知行书院的荆州分院代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王粲受父祖影响，知道治理天下並不是夸夸其谈便可以的，故此他自幼便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念。

在得闻鄴城国学之前，王粲便开始有意融合儒家礼乐与法家刑罚思想，尝试寻找出一条经世致用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粲的学术態度其实比魏哲还要激进。

也正因为这一点，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將《知行录》奉为至宝，日夜苦读。

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梟雄的话，那么读完《知行录》之后王粲则几乎將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彻底的心服口服。

没办法，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

於是在这场思想战爭爆发之后，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吕布”。

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纯任德教”“天下太平可废刑罚”论调，王粲直接做《太平论》以抨击之，立场鲜明的表示，乱世更需刑罚震慑，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

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眾贤在朝，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做《儒吏论》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

王粲甚至在《儒吏论》公然提倡“儒法合流”，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以免口出无知之言，貽笑於大方之家。

一时间，偌大的襄阳学宫，千余名士子，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

没办法，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

要知道王粲所做的《太平论》《儒吏论》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甚至搭配著《知行录》来看，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

而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王粲也没有再继续追著落水狗死打，而是转而根据自家苦心研读《知行录》的心得，做《务本论》，向荆州儒林科普魏氏国学的诸多理念。

比如他在《务本论》后便言辞犀利的驳斥讖纬之说，主张回归经典本义。

並且在《务本论》中疾呼：“八政之於民也，以食为首！”

最关键的是，王粲还主张將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针对战乱导致的荒田问题，应当由官府“仰司星辰以审其时”，指导百姓按照农时耕作，並建立严密的赏罚机制，农民依收成优劣亦获相应奖惩。

可以说王粲的政治理念方方面面都与魏哲高度一致。

如果说其他荆州士人只是认可“国学”，那么王粲就是彻底成为魏哲的死忠。

一时间，宋忠所代表的襄阳学宫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毕竟文采即口才，他们实在吵不过王粲。

於是无奈之下，宋忠等人只能另寻他法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