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这个签证官是个中国通，他跟我说，让我到了美国之后一定要向华人提到余切。他们会帮我的。”

“余切是那边的大英雄。伯克利也有创立了『新现实社团』。”

导演王福林听说这事儿后也特地赶来。他提到：“有两部片子在东南亚卖的很好。一个是《西游记》，另一个是余切的纪录片。”

眾人都陷入到了不能理解的茫然状態，就像是听说桌球把水泥墙钻了个洞。

《东风压倒西风》纪录片仍然在播放，一些人把这当做故事片来看。很多人还不知道，能对全美第一大书商颐指气使，这代表什么样的权势。

因为《十月》也是余切的大本营嘛。就说那个《人民文学》，不也经常討论余作家吗？

去年11月，余切拿美国文学奖的时候，还召开过“余切作品研究会”。

为什么美国人就那么夸张呢？

资本主义啊！真是使人变成鬼。

张儷和陈小旭有空的时候，就回来买房。

她们把这当做检验自已商业目光的“实战”，到处挑上好的地段扫货。但也不会为了达成目標而达成目標，张儷经常和人讲价，不厌其烦，希望少一些钱，而陈小旭表现得和她相反，陈小旭会扮演那个拉朋友走的坏人，对房子不屑一顾。

当张儷死活磨不下价格时，陈小旭就会扔给张儷摩托车头盔，假装要走·房主害怕再也碰不到到这种祖宗，只好答应再谈。

她们也碰到敲诈过，去报案，一开始没怎么被搭理，一位姓杨的小片儿警认出他们了，层层上报，最后惊动了领导。几天后，岁徒就被抓到。

领导严厉的呵斥道：“这是获得过芥川奖和美国书评奖的大作家的—”

然后目光警向张儷“的爱人！”张儷说。

“的爱人！你没有长眼晴？余切写的《天若有情》里面，华弟死得不能再死了，这不是劝你们別做坏事吗？难道还有不认识余切的人？”

骗子痛哭流涕的认错，宣称再也不犯。

京城这种小骗子太多了，很多人面上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一下了班就开始玩赖的。

用作家王硕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那时就没什么钱日子也很无聊，除了倒爷，

大家都特么没钱。你说我能干什么？钱总是刚刚够用，我就到处溜达，到处找事儿我很无聊啊—.现在我天天刷短视频——”

然后，领导的目光又看向张儷。

张儷特別难为情：“你都看余切的书，为什么不学好？”

又说：“我也没什么损失，算了吧———”

“不行！”

陈小旭拉住张儷的衣袖道：“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让余切知道了这人什么事儿也没有，他会怎么想我们？”

在场的人瞪大眼睛，好像预料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时间群情激愤。

於是骗子被好赖一顿修理。

出门后，陈小旭又猛地一拍大腿：“完了！这下余切要知道我偷骑他摩托车了！”

燕京又新建了两个自来水厂，增加了供暖安装面积，建了三个电话局，一年之內发展了两万多户固定电话，开展植树造林工程，在大型社区附近兴建超市和饭馆，新建了二十多个图书馆和科技馆，迁走一批钢厂和煤厂，还首都人民一片蓝天这一切都指向“开放”这个因素。

人们开始要买商品房了，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个人的兴趣爱好。

有自己的厕所，自己的电话，楼下自己能逛的公园和购买的米麵粮蛋一一对了，一些地方已不需要粮票。就像是那些越来越多的，只认钞票的饭店一样。

仅仅这一年，新增了五十个农贸市场，个体户多了九万多户，靠做生意过日子的小商贩有十五万人之多，而这个数字在几年前还是零。在秀水街一带，摆摊的个体户连绵不绝，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自由市场。

这些人通过贩卖南方生產的服装和家用百货，也卖港星的盗版唱片和录像带，很受京城百姓欢迎。

有时也能碰到老外来看稀奇。

“这里有什么东西？我好像回到六十年代了一样。”《巴黎竞赛画报》的几位法国记者笑道。

他们之中一个叫查得阿兹特的中年记者道：“你们不是做新闻，你们是来旅游的。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做新闻。”

查得是这帮法国记者的头。因为他长期驻扎在中国，每年至少要来两次。他结识了许多汉学家，精通中文。

法国总统来华访问时，全程都是查得来做翻译和进行报导。他见过两个国家最顶层的人物。

但查得並不只写这些，他也写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觉得这里有太多的话题值得记录。

在法国，查得有一个电台节目，他经常忍不住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

查得转头用汉语问摆摊的老板：“这些法国人不懂礼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我知道中国是有好东西的，你拿点时髦的给我们看看！”

老板冥思苦想一阵，最后恍然大悟，从旁边摊位借了一本《出路》过来。“余切写的，余切。我们的大作家。”

这是一本日本岩波书库出版的《出路》，价格很贵，中日双语版本，是大陆城出版社的七十倍！只在日本流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带到了京城的秀水街。

余切，这能代表什么？

不可思议的哥伦比亚之旅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余切，也要消停一阵了。

现在再写他，好像没什么可写的。

而且《巴黎竞赛画报》是法国最大的发行刊物，是月刊和周刊的龙头老大。他们总是写深度的长文章，配上具有衝击力的新闻画面，向法国读者介绍全世界各地的热点话题。

记者们面面相靚。

查得当即大笑道：“一片叶子的落下，代表秋季的到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新闻。”

查得给了一百美元，让摊贩的老板举著这本日本出版的《出路》，在镜头前大笑。

“咔擦！”

查得拍下这张照片，他將之命名为“名片”。然后说：“在西方描述开放的中国时，

总有一个小孩站在长城上举著可口可乐的画面，那確实一张经典的照片。万里长城，可口可乐，中国儿童—”

“现在我们有一位生意人举著本国文豪的外文版书籍，这会成为另一个画面；因为开放是相互的，你明白吗？中国人喝可口可乐，我们看中国作家写的书。”

“这本书是盗版的。我深度研究过余切的书籍，比对法国歷史还熟悉。他们之所以印刷这个，是知道这个东西能被外国人看上。他们把这当做国產可口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