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晚饭在家吃吗？”

王霞敏泡了一杯龙井放在冼耀文面前。

“我打算约一个人见面，不知道能不能约上，也不知道会不会约在今天，你不用准备了，如果我留在家里，我们可以去尝尝经过美式改良的中餐。”

说着，冼耀文将王霞敏搂进怀里。

“好吃吗？”

“你在温哥华没去过中餐馆？”

王霞敏摇了摇头，“第一次出国我只想吃点没吃过的吃食，我吃了法式肉馅饼、法式豌豆汤、蒙特利尔烟熏肉、纳奈莫条、波兰饺子，还有好多，每一餐都换不同风味的餐馆。”

冼耀文摸了摸王霞敏的小肚子，“你的胃受得了吗？有没有拉肚子？”

“我去的都是高档餐厅，可能烹饪手法和苍蝇馆子不太一样，我吃着都还好，只有一次不太舒服。其实我挺想去苍蝇馆子，被律师劝住了，他说白人开的餐厅并不待见华人，不是不招待，就是只能从后门进入，不能吃堂食，只能外带。”

“哦，这样的话不去是对的，免得自己心里添堵。”

“华人在海外真艰难。”王霞敏感慨道：“他们能站稳脚跟遭了多大罪。”

“在异国他乡遭罪是必然的，就像你住在一条小溪边，你一个人的时候，用笊篱随便一捞就是一盘菜，后来又来了一个人，你们友好协商，一个上午捞，一个下午捞，每人都有一盘菜。

再后来，小溪的名气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随便一捞就是一盘菜，来了五六七八个新人，等人数到十人，笊篱必须捞两三次才能凑够一盘菜，而且每三四天才能轮到捞一次。

于是，十人组建了一个笊篱委员会，对捞制定了一条条章程，基本的原则就是通过限制新人的捞权保证十人的利益，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拉拢一批新人去打击另一批新人。”

“掌握分配权的人让被分配的人起内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华人和白人的根本区别不是肤色，不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是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个性鲜明。

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商鞅曰‘力田疾作，可以富家’，韩非子曰‘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

汉文帝下诏鼓励农耕：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朱元璋推行里甲制，要求百姓各安其业，并称勤俭为治身之本，将勤劳与治家、治国结合。

雍正在《圣谕广训》中明确要求百姓重农桑以足衣食，强化农耕致富的观念。

圣人、一代代的封建帝王都在向百姓灌输勤劳致富的理念，出发点是好的，农民多收粮食，皇帝可以多收农税，国家富强，皇帝当得安心，百姓也日渐富裕，我好，大家都好。

可百官不乐意了，我他娘的寒窗苦读十余载，为了升官把老婆都送给上官睡了，就他妈的为了领你一点养不活全家的俸禄？

你好，我他妈不好，朱重八你他妈别忘了，你就是一个臭要饭的，是兄弟们豁出命去捧你坐上皇位，干你娘的，你个王八蛋，凡是姓朱，都能吃成猪样，兄弟们呢？

我就说臭要饭的靠不住，靠着和狗抢食活下来的，在他眼里，兄弟们都是狗，和他抢食的狗……”

王霞敏咯咯笑道：“先生对朱元璋这么大怨念？”

“鸟尽弓藏，走狗烹，历朝历代无不如此，只是朱元璋做得太过火……”冼耀文摆摆手，“不说这个，扯远了。

华人坏就坏在习惯了玩命干才能吃饱饭的日子，但凡刀不是明晃晃地架在脖子上，能想到的改变恶劣现状的办法就是玩命干。

人家有商有量的一三五二四六轮着捞，到了你这就是一天不歇一直偷偷捞，坏了规矩，打破平衡，人家不针对你针对谁？”

“白人没有华人勤劳？”

“没有，白人相对比较散漫，很少有人会玩命干。”

“为什么呢？”王霞敏化身好奇宝宝。

“这个说来话长，北美白人的老家都在欧洲，那里是块好地方，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旱涝灾害较少。

公元1300年之前的300年里，欧洲气候温暖，人口持续增长，期间未发生重大灾害，百姓稍微卖点力就能吃上饭，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上层建筑醉心宗教，以宗教的名义制造战争，削弱领主力量。

直到14世纪小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引发粮食减产和饥荒，欧洲也开始玩农民暴动，但灾害主要是气温低、雨水多，而非严重干旱，熬上一段时间，优胜劣汰死掉一批人，粮食就好平均了。

所以呀，欧洲的农民暴动通常不怎么坚决，仗都是打着看，一瞅天气变好了，一个个也就开溜了，打个屁仗啊，赶紧回家别耽误了农时。

再有呢，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小国林立、封建割据状态，国王直接管辖的官僚和军队规模较小，权力受限，且存在议会等机构对王权进行制约。

欧洲农民主要受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领主与农民世代生活在同一地区，出于长远利益考虑，不敢过度压榨农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带领农民反抗不合理的摊派。

中国就不一样，对百官而言，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全他妈是皇上的，不趁着官帽还在头上戴着捞够好处，等告老还乡喝西北风去呀？

所以呀，封建时期的百官即使目光长远，也只会做利在当代之事，就因为着急权力变现。

封建时代数千年，百姓受圣人恩惠最大的就是青史留名四个字，都好名，都要点脸面，百官才没把事情做绝。

也正因为百官盘剥的厉害，最底层的百姓很难把家族传承下来，基本传着传着就灭绝了，像我们这样有机会来到这个世上，只能说明老祖宗出过了不得的人物，本身是官僚集团的一员，躲过了会灭族的盘剥。

所以呀，是个中国人差不多就可以自豪地宣布：小太爷是贪官之后，想当年我祖宗心情一不舒畅就宰几个百姓出出邪气。”

王霞敏笑得枝乱颤，“先生，我肚子笑痛了，你别逗我笑了。”

冼耀文轻抚王霞敏的小肚子，幽幽地说道：“欧洲人大抵上没吃过什么大苦，人相食的场面没有发生过几次，不像我们，最近的一次还不到十年，以后还会不会发生不好说。

合伙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责权不明，说起来生意是大家的，大家都得玩了命地干，但分红的时候却是几个大股东私底下偷偷分，压根没有小股东什么事，更别提散户。

长此以往，小股东自然开始磨洋工，欺上媚下，钻各种空子中饱私囊，大股东要么学朱元璋大杀特杀，但这么干的弊端，历史上早就写着，不可取。

要么学会当睁眼瞎，只要不是太过火权当没看见，主要的精力用在糊弄散户上，让他们相信生意还是大家的生意，即使吃不到大肥肉，也能跟着闻闻肉香。”

“责权明了又会怎么样呢？”

“散户清楚自己的分红会有多少，应该付出多少责任内的义务劳动，完成了义务，该歇就歇歇，活得不会太累。

想多拿分红，可以多干一点，拼命成为小股东，或者联合其他散户提出自己的诉求：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分红也该涨涨了。

当然，比起责权不明，更为可悲的是，生意好的前提建立在散户玩命干的基础上，这就无解了，无论生意好不好，散户都得累成猴。

白人不想累成猴，自然会排斥带着他们往猴子的方向进化的华人，华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勤劳，走到哪里都不会讨当地人喜欢。”

“勤劳也是一种罪？”

“而且是重罪，不遭排斥也会被利用，你们玩命干，有需要的时候，大股东会松开拴恶狗的链子，把劳动成果抢个精光，然后沉寂一段时间，开启下一轮。”

“哪里？加拿大吗？”

“哪里都有可能。”冼耀文在王霞敏的手背上轻拍，“好了，不说这个，我打个电话。”

他的话音未落，电话响了。

王霞敏拿起话筒递了过来，他接过一听，是杨蕾孟打来的。

“老板，明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个晚会，你要不要参加？”

“你早上怎么不说，我中午刚有了安排，下次再有晚会早点通知，我好提早做安排。”

孔祥熙一家在国府失势退到纽约后，宋霭龄可能是出于通过社交活动维持影响力的需要，一直热衷于举办晚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概是看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晚会举办更为频繁，既借晚会拉拢华人精英人士，又勾连美国政商人士。

晚会举办的地址不是在孔府，就是在华尔道夫酒店，所以一听地址，冼耀文就明白是什么性质的晚会，他是惦记宋霭龄手里的钱，但并不想出席左右站队的晚会。

而且，杨蕾孟早上不说，现在不合时宜的打电话过来，明显邀请他参加晚会不是出自其本意，明天周六，可能顾维钧已经从华盛顿赶到纽约会小妾，也可能严幼韵在孔府做客。

这个电话背后，可能有宋美龄的身影，或者小蒋的身影，是打算堵住老子往左的路，只能往右走？

如果是宋美龄，他只想娘希匹，妈了个巴子，直接平等合作不行呀，非得让老子做夜壶？

一点大股东的容人之量都没有，大家友好协作割散户韭菜不好吗？

“这么不巧呀？”

“你老板我是大人物，日理万机，能被你抓住拍马屁的机会都是你几百年修来的福气，怎么还想我随传随到？”

杨蕾孟咯咯笑道：“老板，你的脸皮真厚。”

“淘气，没其他事挂了。”

“没事了。”

冼耀文挂掉电话，对王霞敏说道：“这两天你有没有看报纸？”

“先生你留在书房的报纸我看了。”

“有留意孔令仪的报道吗？”

“她和那个詹姆斯的报道？”

“詹姆斯·范·阿伦二世，按照报纸上的说法，两人在自由中国救济会的慈善晚宴上认识，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孔令仪在晚宴上的发言。”

“要组建在美华人反共联盟？”

“嗯，刚才那个电话是严幼韵的女儿打来的，邀请我去参加华尔道夫酒店的晚会，我不好问是谁让她发出的邀请，但想必逃不开那几个人，对方沉不住气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可能会更早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