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别的，是因为接待。实话说，比起以往，客人少了很多啦。咱厂是大厂，省市的，集团的，总是络绎不绝，其实很正常。这就像过日子，鬼也不上门的家庭肯定过得不咋样。比如上周吧，市环保局来查环保，周兵请你，你没去。平局长就不大高兴。我是听老周说的。陶总，我干过行政副职，在这把椅子上也坐了五年半了，要说理解总经理，我看没有比我更理解的。没办法呀，你不去喝几杯酒，人家就不高兴，搞不好就要被穿小鞋。宋悦被查，其中一条就是大吃大喝。我不瞒你，纪委在询问我的时候，我就替宋悦说了话，不吃行吗？如果这条也是问题，我这个党委书记的问题也很大……国企难呀，国企的领导更难，国企的一把手就难上加难。完不成经营指标交不了差，安全稳定出了问题更不行。特别是红星这样非常封闭的环境，你就是大家长，职工吃喝拉撒睡，哪样不管都不行，而且还得管好。你下令解决动力公司那两个工人子弟入厂，下面一片叫好声。但给小刘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这个口子一开，以后怕是堵不住了。车间缺人，但机关不缺人，这些大中专毕业生又有几个愿意沉下去的？这还是小事，小刘会理解，关键是影响问题，你看吧，搞不好就带出一堆问题来。上面下达人员控制指标，每年只减不增，逼得企业严控入口……还有房子，一来风传咱厂要搬迁，二来受价格的限制，高了职工不干，低了厂里又承受不起。09年盖的那批房子，审计结果亏了2000多万，现在还在账上挂着。好事不好做呀……”

陶唐整理着思路，“先从调查问卷说起吧。的确，我就是想知道红星的员工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咱们做什么，不希望咱们做什么……我历来认为，公司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并无根本的冲突。因为我们是国企，是国家队，不能像东湖一样只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还肩负着更多的东西。这是不是包袱呢？不完全是。我坚定地认为，即使改革开发搞了三十余年，民企已蓬勃发展的今天，论管理的完善，员工素质，一般的民企与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要说完善的党团群工组织了。我看到前天的省报报导了北阳富士康员工骚乱闹事，在民企，企业主和员工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一致的，但国企理论上可以。为什么出现干群对立？原因恐怕要从我们这些企业高级管理者身上找起。”

赵庆民点点头。他赞同陶唐的判断，他历来就没企盼过红星的搬迁，他是从自己考虑的，搬迁将带来数不清的矛盾，陶唐可以关注经营，他这个党委书记可是要负责稳定的，他不想身陷无穷的麻烦中。或许他在职之年也办不完那件大事了……但他对陶唐最后一句话不以为然，等于白说嘛。

话说的完全正确。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既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也是超级废话。赵庆民看着陶唐，点了支烟。他烟瘾不大，每天也就三五支而已，一般只在心烦时抽。

“陶总，你来了十几天了，一直想跟你聊聊，如果你没什么紧要的事，就听我唠叨唠叨吧。”

赵庆民想起了明筱月。他的安排完全对路，至少合上了陶唐的节拍……这是总经理的分内工作，他无权置喙，“这点你放心，我一定支持，一定做好补台工作。”他没有对陶唐的“演讲”表态，但对陶唐准备狠抓成本及精益表示了支持。

“嗯，不少问卷谈到了上次调资不合理。”

陶唐喝了口水，“中央提倡群众路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英明的一步棋。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暴露的一切问题，都跟领导层脱离群众有着扯不清的关系。红星也如此，不需要讳言。我想跟您说的，或者是希望跟您取得一致的，就是如何激发起职工的热情，激发出红星两万多全民所有制和几千大集体职工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关注！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为什么职工跟我们越来越对立，责任在我们，而不在职工。说易行难，我们这些人，不付出艰苦的努力，不付出牺牲，不会取得职工的信任。我已经做的，以后还要做的，目的就是这个。绝不是搞什么沽名钓誉。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您的支持，需要两级班子的统一步调，一定要让职工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把他们当做企业的主人而不是打工者。”

“关于招待费……你才来多久？已经在说你架子大了。”

谈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总体上气氛良好。赵庆民想提提明筱月的事，忍住了。陶唐不可能越过他解决财务部的空岗，到时候再谈吧。赵庆民转而想，跟陶唐取得默契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至少会增大自己的权力。这点他显然比宋悦强多了。

“第一是你个人的生活问题。我觉得你过于自律了。没错，我们都是领导干部，应当在各个方面带头执行组织的规定。可是，平均主义是老人家批判过的，不能说首长骑马，大家都骑马吧？骑马是工作需要。战争年代尚且如此，更遑论现在了。你是一厂之长，又是单身，吃个小灶怎么了？年轻时谁没吃过食堂？大锅饭再搞也搞不好小灶嘛。搞出胃病怎么办？江总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马总管着生产，几乎每天有一半时间泡在基层，你骑自行车，他们怎么好意思坐车？这些都是小事，你做的对，做的好，符合上面的新要求，是对公司班子动员令，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说的就是个分寸问题。不是大事。但有几件事我想说一说。”

“那好啊。你是一把手，你抓宣传，也是对我的支持嘛。”

“先说这个调查问卷吧。我知道你是想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好对症下药。职工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也不能尽按他们说的来。就说工资吧，不是不想长，而是有心无力啊。我不能因人废事，老宋在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研究过调资，受到条件的限制，涨不起啊。尽管困难，2011年还不是咬着牙调了一次，人均增资350元，结果呢？带出一大堆矛盾，至今还有人叫唤呢。”

“这个比较复杂。”赵庆民很高兴陶唐对自己敞开心扉，“一两句话怕是说不清楚。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大厂，简单的手段怕是不管用，需要一个大的机遇，比如战略重组……”

赵庆民看着陶唐，良久才说，“你准备怎么办？我想，你既然刚上任就搞了这么一出，肯定有连贯的后手吧。”

“怎么会？您说。”陶唐静静地看着赵庆民。

他去了赵庆民办公室，是从调查问卷谈起的。

“哦？这可真要听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