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直接说：“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连宰相也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

对有一个官员来说，“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 “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这些太古的荣誉职称哟），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说到底，这一套玩法，一个特点是分权，即原本一个人的权力，被分成几个人相互掣肘；一个特点是你干什么与你当什么官没有关系，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彻底解决了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宰相当到后来，都一个个外放去当小地方官。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当这套制度真正生效时，解决公权力无法被限制的弊端，实际还是相当有效的。

分权需要在旧有官职外新设了很多机构，增设许多新官职，使原来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官署大多成为闲散机构。这一制度的实施，较好地满足了分权的需要，但也使官僚机构变得空前庞大，层次重叠，冗官充溢，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低，徒然耗费国帑。再者，不算职权能上能下，官位却只能上不能下，一些干着低下差事的人因为官位太高而拿着大量供奉，造成大宋“高薪养廉”成为普遍现象。所以说，世间的任何事，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好在宋朝还算富有，勉强地支撑得过去。（可见“仓廪实而知礼仪”是不错的。事实上人类的任何领域的大幅度进步，都是建立在社会财富的大量增长的基础上的。）

但是，这一套做法，还是很好地防范了自古政治斗争中的种种弊端，比如防范权臣、军阀、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当然宋朝的各种人等的骚操作应有尽有，比如权臣蔡京、军阀吴曦、女后刘娥、外戚潘美、宗室赵竑、宦官杨戬，都在一定范围内兴风作浪。但是与历史上比较，比如权臣操懿尔朱、军阀桓刘安史、女后吕武、外戚莽杨、宗室七王八王、宦官赵高鱼朝恩辈，其为祸不烈，没有极端情况出现，不能说不与这套制度有相当的关系。

分权，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政治工具，如同民主、宪政、法治一样，无所谓好或者不好。用得好或不好，那都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工具本身的问题。分权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恶意倾轧、尸位素餐、不作为，但是，相对于公权力肆无忌惮地坐大、无法限制，确是最好的良药。当然，你也可以说，权力越大、如果用来做好事、岂不是更好？但是相对于人品，我还是更相信制度。对坏的担忧应大于对好的期许，即便是投资也是如此，不顾自己本钱而去博取飘渺的盈利，那是赌徒；赌徒的下场永远是瘫痪、跑路、上不了岸。所谓程“序正义大于结果正义”，就是这个意思。可叹在中国，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程序正义大于结果正义”这句话。

谬史氏曰，在宋朝就发明了分权的思路，并实践之，这个脑洞也是相当地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