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好！”说通了儒士的榆木脑袋，皇帝也倍感高兴，“孟頫啊，记住了，学文化，不是只为了效忠朕，而是为了造福百姓。所以，你们这些儒士啊，不能老想着恢复科举，你们这样做，岂不是为那些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打开方便之门了么！”

“是，是，陛下说的甚是！”

赵孟頫回去后赶紧召集人马，筹办社学之事。很快，便草拟好了一个设立“社学”的章程来，呈报给皇帝批示。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皇帝下诏曰：“劝农立社，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腾树牌代，书某社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每社立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

随着诏书下发的，还有集贤院[相当于教育部]的一份《社学教条》。

这份《教条》，不仅要求各学校遵照执行，而且还要求各州府等时常视察并考核各县社学，分别予以奖惩，务使教条都能切实施行。

其主要内容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如下：

一、将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二、批判了当时传统的课程、教育原则和方法。指出当时的施教者对学生只知严加管束而不是晓之以理；只要求学生死读书而不培养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特别是体罚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使得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

三、提出了新的教育原则。指出对儿童的教育要符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使儿童在学习中获得成功和鼓励，在愉快而不是压抑的环境和心情下学习，少年儿童才能获得学习的动力并不断进步。

四、提出社学日课表。社学“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五、主张授书课的教学上“贵精不贵多”。“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学生精神有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二】《儒医之门》纪晓岚.格言

儒之门户分于宋，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医者，仁术也；儒理，愚术也。

铁穆耳继位后，更是大力兴办社学。

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皇帝派赵孟頫来江浙省任儒学提举，就是对前阶段开设的社学进行一次大检验。在江浙行省实施了元朝建国以来第一次“童子试”，并提拔举荐聪悟绝伦之资的少年进入官办的府、州、县学继续深造。

考试之前，一些县尹[县长]来找赵孟頫说：“能否取消‘医学社’的《四书》考试，只考《孝经》、《小学》及专业科目。”

赵孟頫笑道：“你们的‘医学社’已经取消了《五经》科目，怎么还嫌多，连《四书》也不学了？”

“哎呀，赵大人呐，你可不知道，医学的科目太多，哪有时间看那些与专业无关的书籍？我是怕，万一考《四书》科目的话，我县恐怕将无人进入‘书院’[市级中学]深造的。”

“这我做不了主，等我上个折子，请示圣上吧！”

赵孟頫随即拟了一个折子，呈报给皇上。

很快，皇帝的圣旨就下来了，把赵孟頫是好一顿大骂！

诏书上说：

所有的医学生要学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亦须通《四书》。务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止结业，不得行医……务要成才，以备试验攫用，实为官民便益。

成宗皇帝认为：医者通掌刑命之官一样性命枚关，所以对于医学生员的要求要严格控制，除去要熟读正人伦礼仪的《四书》外，才能有实德以便宜从医。也就是说，想要做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有医德。

赵孟頫组织进行的“童子试”一结束，成宗皇帝又对“农桑社”的专业成绩极为不满。

大德四年春，元成宗转发江浙等处儒家提举司的奉立，重申，对社学所学内容进行了规定，并提出了举办社学所能培养的人才规格，即既懂农桑生产，也懂诗书礼仪规范的人才，规定了社学所延请儒学教师的经费支付细节以及评判人才的标准，即由乡民自筹资金以付束惰，而学问有成的评价标准由官方机构进行审判。

规定还要求，大力兴办“农社学”，即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民间学习组织。这种民间学习组织相对于其他正式学校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学习过程并不同劳动生产相脱节，而学习时间与内容的安排更具有随机性，往往在田间，依据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安排教学。

接到圣旨后，赵孟頫一点儿也不敢耽搁，骑上马便去农村社找那里教学的好友吾丘衍商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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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社学

社学是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是元代以后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

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是元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诸多层次、诸种形式的办学中，不能不提到社学。社学是官立的用于启蒙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以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教劝农桑为务”，并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于此时开始创办第一所社学。

元朝灭亡，社学也一时停办。

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学，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

正统元年(1476年)朝廷令提学官及府县官对社学进行扶持和监督，社学中品学兼优者，可免试补为秀才。

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明正德(1506-1521)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清初，朝廷沿袭了元、明两朝旧制，又令各省道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一所，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为社师。凡近乡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业，入学者得免差役。至雍正十年(1732)，江西全省共有社学278所。至清末，社学逐渐消亡，代之以新式学堂。

明清两代，社学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多设于当地文庙。社学一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文教机构，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亦曾利用它作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