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理政治国的手段。虽然国之有法，但这法是纱织的筛子，除了拿来对付些草民百姓，能够薅的住的并不多，基本上给漏掉了，于是咒派上了用场。国人好面，还是怕咒。法，让人收敛不了什么，咒，却能独显神效。在缺乏约束和自律的时代，咒就是规矩、法理，维护着社会的道德自然。

眼下与日本人的对峙，不知对此有所触动。倘若以后官员民众能长一长心，也不失为一挽救之措施。

回到家中，县城洋教堂的神父已在书房候着，正与管家陶书玉说着上帝的故事。洋教堂的神父有一特点，逢人必讲神和上帝的慈爱。不管老幼妇孺，一切皆从上帝的仁慈说起。

曾文贤进屋与神父一阵寒暄。慈善赈济建立起来的君子之交，离上帝比较远些。如水似茶，常在春季言谈。青黄不接的时候，借教堂一块宝地，与社会同仁一并赈济施粥，仅此。

神父说：“日本人传话，部队进城希望有一个仪式，以显和平秩序第一城的政力，且意义非凡。日本人还讲，大东亚共存共荣模范就从这里起步。”神父表示，“曾先生是本城名人，又留过洋，对日本颇有了解。望给一个好的建议或支持，如何欢迎为妥。”

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人说的，这是君子做人的常识。

大和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外交辞令说上一百年，就像讲日本人民如何，这话都没错。和大汉民族一样，历史的走向源远流长。但任何一个民族，不乏异端分子的活跃，将一个民族裹挟其暴力而至战争，都有一个谎言至上的理由，人类的和平说散就散，文明荆棘丛生。

今天的局面，用会说话的人讲，迎，还是拒，来回思想。如果你为了几万人的生灵免于涂炭，那就去迎；但迎就意味着有人给你戴上一顶所谓“汉奸”的桂冠，或者什么；拒，一句闲言都能致人非命，何况战争的心性随意。一端枪，人就没了。但历史的吊诡，总是在风和雨间跳摆。迎或是拒，都是一个难题。

曾文贤笑笑，为神父又添了些新茶。神父是比利时人，对茶还是蛮钟情的。接“旨”斡旋，为的也是一城人的安危。对和平的企及，心口如一。一细究，比国人实在多了。

曾文贤说：“如果参阅近年国事的趋向行走，苏俄人的一把纸钱就钓得国府、军阀、地方武装，反政府组织等攥于一手的玩偶，无一不跪在银洋的底下仰人鼻息，一再叩首。有钱能让鬼推磨，不假。甚至有不惜丧失信仰做交易，签字画押，出卖灵魂，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还耻谈高扬举什么旗帜之类的。如此一比，举一小旗，略备薄品，列队欢迎一下日本人的进城，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前提是可以拯救几万人的生命。演一次戏，还是值得的。虽不盼扬名千古，但做人做事问心无愧。哪怕他日后有贼人高喊几声汉奸之语，即是变调出格也无妨，历史的杂音总是要过去的。”

听曾文贤这么一讲，神父的眼睛一亮，连连点头，“曾先生说的极是。”临出门告辞时，似还有什么意犹未尽之言，在胸前划一十字，说：“还有一事，县城的秩序？”

曾文贤说：“没有政府的心血来潮之管理，民的社会能力自治一样井然，无须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