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玫瑰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陆舟宇带她去看电影，带她吃奶油蛋糕，带她去真善美书店读书，光是两人走在大马路上，微风轻轻地吹着，她的心情都会和扬起的裙摆一同雀跃。

上海的弄堂还是那样的逼仄，上海的女人早上倒马桶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响亮，上海的天空还是那样的阴惨凄凉，但是景随情移，玫瑰心里是欢乐的，于是这一切在她眼里都明媚了不少。

爱是一场天雷勾地火，可以不问过去的缘由，也可以不顾将来的湮灭。

她只知道，和陆舟宇在一起的那些时刻，自己是快乐的，自由的，哪怕这快乐和自由不过是一阵虚空的风，轻轻一吹，就散了，没了。

这不，他又一连好几日没来。野玫瑰便立即患得患失起来，整颗心都充盈着不安和焦躁。

谭大班瞧出来她的不对劲，主动告知了实情，“他被抓了。”

野玫瑰惊讶，她不明白，“被抓了？”

“嗯，好像是和北京‘一二九’那场学生运动有关，总归要调查一下的，没事，约莫过几天就放出来了。”谭大班拍拍她的肩膀，仿佛是一个宽慰。

野玫瑰不了解谭大班怎么知道这些，但她早知谭大班这个女人不简单。

“谢谢谭大班。”

她感激谭大班告诉自己这个消息，至于其他的内容，她不敢，也知道自己不该问。

谭大班见野玫瑰脸上颓丧的乌云终于散去，好心地拍拍她的肩膀，“这舞池里的大树多，你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野玫瑰伸手在自己脖子上“咔嚓”，吐吐舌头，“已经死了。”

谭大班给了她的额头一记毛栗，也不知是笑还是骂，“傻丫头。”

野玫瑰从此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那场“一·二九”学生运动是胜利的，几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不仅是北平和上海，还有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都纷纷集会、请愿，后来甚至还有鲁迅、宋庆龄等社会名流的支持——那是她知道的内容，她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后的每年12月9日，零下二三十度的大东北地区，为了纪念这场运动，一群又一群穿着厚毛衣的学生会绕着挂满冰碴的学校进行长跑，就像是他们那天在上海火车站的奔跑一样，凛冽的空气下，他们的脚步却整齐，慷慨，划一，仿佛凝结着时代的悲壮。

一天，两天，三天，就在野玫瑰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谭大班跑来告知她陆舟宇将会被放出来的消息。

她又惊又喜，担心他在监狱里吃不好，便提前一天在家里做好糕点，然后拎着在提篮桥监狱的门口等他。那几日气温骤降，她又怕他冷，从柜子底下翻出了一件厚重的军大衣，放进大麻袋里装着带上。

熟料陆舟宇家的人早早地就在门口了，还是那辆黑色的福特汽车，她只见过两次，可车牌号早已烂熟于心。

野玫瑰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依靠着墙，她偷偷地瞅着，巳时过一刻的时候，陆舟宇被放了出来，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手上拎着中山装的外套，分明已经是三九寒天了，他这样怕是要冻死！

野玫瑰想冲上去，想把带着的军大衣给他披上，但已经有人先她一步，从福特汽车上下来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女人，手上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披在了陆舟宇的身上。

那女人想必是陆舟宇的母亲了，身形略胖，但姿态却是优雅的，是野玫瑰学不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

野玫瑰的脚自动往后缩了两步，整个身体完全躲在了墙壁的后面，她看着那辆汽车渐行渐远，直到消失成了一个小点，她也转身，拎着那一篮糕点，准备离开。

谁能料到，手中的篮子却突然被人抢走了，她回过头，发现是陆舟宇。

他竟然没走！

野玫瑰望望那扬长而去的福特车，眼中的诧异早已不言自明。

陆舟宇身上的羊毛大衣不见了踪影，他只穿着白衬衫，冻得嘴唇乌青，陆舟宇主动套上她带来的绿色的老土的军大衣，又从她的篮子里掏出一只青团，直接放进嘴里，大声咀嚼，青团早已经冷了，可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她的生气与喜悦一同涌上心头，食指指着他，嘴动了半天，想起了谭大班笑话她的话，便只是嗔骂了一句，“你真是傻瓜一只。”

他的嘴角还沾着青团里的红豆馅料，将她搂在怀里，在她的嘴上吧唧一口，“那不也是你的傻瓜么？”

野玫瑰说，“我也是傻瓜。”

陆舟宇嘻嘻，“那正好，数学上有个最基本的运算法则，是‘负负得正’，我们以后的孩子肯定聪明绝顶。”

她听到这话，乐不可支，伸出手绢，轻轻拂拭去他嘴角的那些食物残渣，然后从篮子的侧边掏出一个紫砂壶杯，小小的杯里漂浮着安吉白茶，她怕他噎着，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慢点吃。”

他撇撇嘴，似是看穿了她的小小心思，“刚才干嘛不出来？要不是我眼尖，你可不就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