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那片林子里，我发现过一堆烟蒂和烟灰。我知道，这就是我父亲睡不着觉，在床上待不住时，来这里闲坐的地方。我用脚踢了踢那堆东西，仿佛这是一个使我困恼的秘密似的。

我的母亲拖出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她替我擦了擦鼻子。这时，韦洁想要什么；她低声嘀咕着，朝食品橱走过去，在我的脚上绊了一下。她抱怨道：

“韦东凌，好狗不挡道，拿开你那天底下最大的臭脚！”

我气呼呼地把脚抽回到自己的椅子下面，说道：

“你才是臭脚！你自己走路不当心点，还老是怨别人！”

“你们两个啊，啥时候才长大？”

妈妈看着我们说，叹了口气。桌子上摆满了东西。现在我的母亲坐下来了，她给自己拿了一个碗，一把调羹，一只玻璃杯，舀上了满满一碗八宝粥。

碗碟筷子都挤在一堆。我想拿掉一些坛坛罐罐，让桌子上腾出一块地方来。我想对韦洁大声嚷嚷：

“你以后不要管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

但是我匆匆地吃着，默不作声，闷闷不乐。我感觉八宝粥里糖放得太多了；我在一个地方就撒了一调羹糖。舌头都甜得难受了。

我朝正在用手背擦眼睛的母亲看了一眼。要是我的父亲这时进来的话，我们还得给他腾出个地方呢！我们的房子太狭窄了。再放上一张椅子，桌边也得让出一个位子。这张小饭桌，几乎已经无法再容下一个人了。

以前，我经常盯着父亲吃饭。我父亲的粗糙、变色的牙齿，他的嘴咀嚼时有节奏的磨动，他的吞咽动作，使我着了迷。

我盯人的眼神，我那睁着大眼看人的习惯，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爸爸多次说过，不要盯着人看。可我就是改不了我的习惯。

妈妈跟我和韦洁谈话，谈论买新衣服的事，以及给我姥爷买过年的礼物。几个话题混在一起，有冲突也有调和，有拉紧也有松拢，有争执也有同意，以及迫不得已改变主张。这就像是音乐，高高低低，抑扬顿挫。

后来，母亲打开了收音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已经有很多人家买了电视机了，可是我家一直还没有买电视机。父亲说是为了不打扰我和韦洁的学习，可我知道，他其实是为了省钱。

母亲是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但一定是调好的电台位置动过了，大部分声音都受到杂音的干扰。为什么我的母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让收音机一直这么吵下去呢？

我吃得很慢，食物难以下咽。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看到韦洁呕吐，我就感到自己也有点想吐了。

那么这杂音干扰的后面是什么呢？收音机和妈妈、姐姐的声音后面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我值得听听的东西吗？

我突然问道：

“爸爸究竟在哪儿？”

母亲忧郁地看了我一眼，却没有回答。韦洁说道：

“爸已经出去了。”

“干什么去了？”

“我怎么知道干什么？他用不着和咱们汇报。”

“爸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转头问母亲。母亲正在拣桌边的什么东西，从那块褪色的油布上摘掉它。她终于说道：

“唉，你爸总是睡不着，出去走走了。”

“天这么冷，还老是出去。我感到真奇怪。”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母亲叹口气，说道：

“唉！他睡不着。我真担心他是得了抑郁症。”

我们都默不作声了。韦洁自顾自地喝着八宝粥，发出呼噜呼噜的粗俗的声音，对我们的沉默毫不在意。

我跟韦洁和母亲紧紧坐在一起，靠得那么近，我们的脸就像三只靠得很近的飘荡的气球，很快就要轻轻地碰在一起了似的。

玻璃窗上，靠里面结着一层冰花，一层很薄的、一片片的、图案奇特的冰花。

我坐在炉子后面，凝视着窗口。要是父亲突然回来，瞪眼瞧着我们，会怎么样呢？他一定很饿了，在寒冷的树林子里盘桓了那么久。

我想象着父亲，这时候肯定在呼出一阵阵水汽，呼吸时嘴边冒出一团烟雾。他低头走着，弯着腰，一头黑发像又细又长的密集的钉子，乱蓬蓬的，似乎从来都没有梳理过一次。

父亲深深的眼窝中，那对眼珠凝神地注视着这个悲惨的世界。他一向确信，别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对他保留，对他隐瞒得了什么秘密。

这就是我的父亲韦西川。整个陶镇的人都知道韦西川。他是陶镇的名人，虽然创业老是失败，可是混了个倒霉蛋的名声，陶镇管区的八九个村庄，人人都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