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心的是“时间”，如果我不签，列车长就不让我下车，然后可能到乌鲁木齐，可能争出个你长我短来了，然后我的指头也彻底没救了。我才没这么傻，不分轻重呢!

一会来了一个乘警，他给了列车长小姐很多建议，并且提防着我有拍到他们的聊天。前后提供了五份文件，让我各种签字，总之一切结果，与列车无关，是我和那个维族老汉之间的问题。

老汉搜遍了全身，只有480元，这是他能赔给我的全部了。而乘务员说让他也下车，一直和我一起去医院处理剩下来的一切。

我很明确，老汉没钱，我逼他没用，只会耽误我去治疗的时间，表示一切自负，不追究任何其他人的责任了。

列车长对于我的超理解和超配合，表示出超出意外，因为她以为要面对一个难办的事，却这么好办，就托底了，其实他们也有难处，这么长的扶贫专列几十节车厢，只有30个人的服务能力，而火车上站票都卖完了，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这在中国是福利性质的低价绿皮火车，因为收入低，人也招不上，只能忍耐下了。

终于，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我和辛欣电话沟通，决定小孩独自接着完成接下去的旅行，由这个肇事的老汉帮忙看他到乌鲁木齐。

信任就是这样：让伤害过我的人，去照顾我带来的小孩子。

而辛欣夫妻俩从喀什开车，直接来巴楚火车站接我回喀什治疗。

在巴楚火车站买的两瓶冰冻矿泉水，都被我用作手指的冰敷急救代用品了。而好不容易回到喀什第一人民医院，拍完片子，大夫很认真地帮我再一次清洗了伤口，还拍了好多照片，重新包扎后，给我郑重地宣布，只有截肢一种选择了。

我自然是铁定地说不。

把手指就扔这个城市了?从此就变成残废了?我想想就来气，一路没有哭，一直很理智，更不会在这个时间妥协。

我回乌鲁木齐去治。

虽然已是入夜3点了，我给山伯哥哥打去电话，他咕嘟着说，那就回来，去军区医院。然后我又问，是不是要冰敷着，他说，随便吧!这时，我对他的心凉了一半。

给大姐打电话吧，还是家里人靠谱。让大姐明天一大早接机。

问了喀什的医生，他说现在伤指反而是热的好，常温最好。

辛欣老公帮我订了天亮最早一班飞乌鲁木齐的飞机，虽然很贵，但我都顾不上客气了，我一定要保住这个手指。

等天亮的4个小时，我还是举着手，居然还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小梦，然后在闹钟中早早醒来，在桌前看一本《哈佛4点半》的书，等辛欣夫妻俩醒来。

夫妻俩带着我去吃了早餐，然后顺利坐上了飞机，总算让救回手指的希望达到了最大值。

在飞机起飞前的十分钟里，我给山伯哥哥又打去了电话，问他是否会去接我，得到的回答是他有客人，没时间，让我自己去。

然后，我就回了一条短信：“我知道你了。“这也是我和这个人在这世上能说的最后一句话了，我知道，从此我不会再找他。因为这事，让我深深地了解了一个人，也算是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