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是，老爸回去拿资料，而我又不够7岁，错过了交资料以及去和招生的领导去争取的机会，条件卡得很死，除非是老师的孩子，其他人，哪怕生日是8月31号的，都不能入学。于是，等次年入学的时候，只有两个6岁的老师的孩子是小同学，其他同学，齐刷刷同一年内的，精确极了。

其实早一年上学的孩子，还真是够傻，不仅是个头比同龄人要矮，平常上体育课什么的，还很受欺负，所以，老师的那两个小我们一岁却一脸懵懂的小同学，也实在是够可怜的。尤其有一个小候鸟，一到夏天就来我们班上课；冬天就不知道转到哪去了；等下一个夏天，他就又回来了。

等到第二年，7岁半的时候，又被老爸带去面试了，那个数学的噩梦还在，我紧张级了，两手背在身后，随时准备偷偷数指头。招生老师这次只是问了几个问题，并没有再次组织数学考试。

我记得她先问：“2加3等于几？”；

这个简单，我虽然已经知道答案，还是不确定，就在身后用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右手三个，认真地暗地里数了数，才小声地回答：“5”；

接着，她又问：“你家几口人？”

我这背在身后的手指还在忙活着呢，就差一点还说“5”，就在话要出口前一秒，突然想明白了，我家是“6口人”。

就这么简单，上学了———可就不明白了，6岁能不能上学，要考两场试；而7岁上学，却问这么简单，甚至没有超过一只手的数字的数学题。

就这半岁，晚上的一年学，等到四年后，我们的上一届学生，被分成了两拨：大五班和小五班，因为开始实行六年制了，成绩好的，按原来的规则五年级毕业去上初中了；而差的那一半，构成了第一批“六年级”；等到我们上的时候，又是齐刷刷的“一刀切”，统统读六年。而我只记得，那一年的教材和五年级的，差不多，有好多重复的，感觉自己象是留了一级似的，而一直作为学校顶级“学霸”、大队长，就对这一年的学习，毫不费力地以双百拿下，顺利升入初中。

之前大姐二姐们的初中是三年，高中是两年，加上小学五年，完成全部高考前的学业，刚好是“十年寒窗”；可轮到我，小学加了一年，高中加了一年，变成了“十二年寒窗”。

再后来，初中中途转学到市十中，一所体育生专长的学校，继续“学霸”的道路；直到考上实验中学，终于和全疆的顶级“学霸”们，在16岁“会师”，三年苦读后，在高考的关键点上，我们又遇到了史上第一次“收费生”———在我们之前，上大学是有钱拿的，而从我们的这一年起，开始要收费上大学了。

悲催的节奏继续着，如果可以不去忙着吃那个西瓜，加上老爸帮着争取一下，或者我就可以赶上6岁上学；就可以赶上“十年寒窗”；就可以有“上大学不要钱，还能发钱”的美好时光；就能赶上大学一毕业，立即就分配工作，从此衣食无忧的正常轨迹的日子。

可是，……时运这种东西，我想问：能不能怪西瓜？也许不是西瓜的错，是葡萄的错吧！新疆的葡萄6月份，就可以下来第一批了，那一定是父母在1972年的夏天里，他们肯定吃了不少葡萄，甜蜜得不得了，所以……

我得怪葡萄。

唉！其实我只是想说，这点儿踏的，也“真叫人无语凝噎”。

“机会”稍纵即逝，从父母这代人，也是年纪轻轻就轻率地选择了一些重大的决定；而到我们这一代人，时代发展带来的各项政策的改革，也是渐次展开，后知后觉。

要说只怪这个“时点”呢，也不对：按理我的哥哥、姐姐们是教育制度改革前出生的人群吧，可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姐是靠顶替老妈的班；二姐彻底没戏，在高考还需要预考制的前提下，连高考的考场都没进去过，就直接走上了社会，自谋出路去了，照老爸的回忆，本来也有老二顶替他工作的机会的，可是厂里以外派他去伊犁新源县农机修造厂进行两年的技术支持为交换条件，而事后又没有兑现，所以愤怒地提前退休完事儿，自然也再也没有什么能力帮到二姐的工作；哥呢，初中刚毕业，还没来得及上高中，天山锅炉厂来招工了，老爸敏锐地认识到，这几乎是他能为儿子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了，参加招工，先去上班，离开大修厂，再也不能失去机会了。于是，哥是年纪轻轻，还没有到16岁的生日，就用他那瘦弱的小身板，去锅炉厂最辛苦的轧钢车间，火星乱溅，需要人工递送通红滚烫钢板的一线去干体力活。

工人的孩子，除了当工人，还想做其他？可以，但得凭实力说话。

所以我，不能怪父母，只能怪自己的学习成绩还是不够好，不然，同期的其他人，也确实有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呀！我没有象人家那样跑羸那段，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