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玉又有了新的期盼，从此走上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复习迎考之路。

母亲知道后，让小儿子偷偷给他送来馒头、咸菜、蒜头。尽管父亲已与他“断绝关系”，但对此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姐姐这时已出嫁，她每个月都坚持给他五块钱，以供他生活学习之用。

马晓霞对他更是关怀备至，从家里偷偷拿来粮食给他喂鸡喂鸭，鸡蛋或鸭蛋，除了每天留下一个给他补身子外，其余的全部拿到集市上去卖，积攒下来的钱给他交资料费。她经常去给他洗衣服、做饭，甚至把蒜瓣的皮都剥得干干净净，让他吃起来剩事，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学习。

王邦玉因为长期食用生蒜，口中残留浓重的蒜味，所以必需每天早晚要刷牙。没有牙膏就用洗衣粉或肥皂来代替。由于囊中羞涩，他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洗澡堂。冬天洗澡，他烧点热水放在水盆里，先用毛巾擦完上身，穿上上衣，再洗下身。头发长了就让马晓霞剪理。

在这样坚苦条件下，他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每天早晨七点之前到校，中午吃点凉馍，喝点开水或自来水，晚上九点多钟回到住地依然挑灯夜战。

他没钱买草稿纸，在住地自习时，以包谷壳子当纸用来演算习题，把英语单词写在树叶上用来加深记忆。

他的住地距学校有十来多里路，其中有五、六里路是土路。为了不浪费时间，他无论是骑车或扛车都在背数学公式、元素化合作、电阻率表……他一直背到1982年，但最终没能跨越高考录取“分数线”，留下了常人没有的终身遗憾，以至到现在，有时连做梦都还在复习迎考。

他考不上的主要原因是精神压力过大，患有严重的“高考综合症”。别看他平时能够按时就寝入睡，可每年到了七月六号晚就开始彻夜失眠，直到高考结束后才能安然入睡，年年如此。

尽管他也曾用过数数字、喝酒或吃少量的安眠药来催眠，不但觉没睡好，反而在答卷时头晕脑胀，昏昏欲睡。不该做错的题目做错了，运算结果明明写在草稿纸上，却没有誊写在试卷上。

别外一个原因就是与他那个“文改方案”有关。由于受“方案”中的“构字原理”的影响，他的语文、政治试卷上错别字连篇，好多常用字都写错了。比如：“废”字的“广字头”，他却写成“疾病头”；“偿”字的“单人旁”，他却写成“贝字旁”；“袜”字声旁是“末”字，他却写成“圭”字……甚至把“知识”写成“识知”……他在试卷的作文中，故意将“沛”字的右边写成“市”字。他认为这字就该这么写，不是最初被仓颉搞错了，就是被后来李斯、胡母敬搞错了。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这么写，老师都没有把它当成错字，至于阅卷老师是否把它当成错字就不得而知了。

也正是因为他那个“拼音汉字”分化同音词用的是“意符”，而其他拼音文字分化同音词用的是“哑字母”，相比之下远不如“汉语拼音文字”易学易记。于是，他对外语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单词怎么也记不住，每年外语都考得一塌糊涂。

尽管如此，他每年的成绩都非常接近录取分数线，最接近的仅差0.5分。可这一次落选，他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他实在不敢也不可能再去参加高考了。

首先，他怕考前再睡不着觉；其次，明年的外语100%计入总分；再者，马晓霞已苦苦地等了他四年。

痛定思痛，他后悔不该搞什么拼音汉字，若不是受它的羁绊也许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落选。刘思红说的对：“汉字用了几千年，你能改得了吗？有谁去理睬你那拼音汉字？”

他曾给一些文字学专家写过信，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这时他才清醒认识到：要在一个民族中推行一种新的东西其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见的，况且我们中华民族又更具有特殊性。

一是汉字有着古老的历史，她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参天大树，谁都无法将其连根拔掉；

二是使用人口众多，且文化程度不一，从寅、黄不分的白字先生到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谁都不会轻言放弃；

三是传统习惯势力的干扰，严重点说就是顽固维护汉字完整的卫道士总会以各种理由来阻挠汉字发展与演变。

早在1956年，***总理就提出文字改革，结果因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反对，也只好把这事“搁一搁”。而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人微言轻，要在全国推行汉语拼音文字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他把这一切失败都归咎于那个“文改方案”，认为刘思红烧的对。他对不起她，一定要找个机会向她道歉。后悔和她离婚，让他在时间跑道上错过了最好的机会，这就注定他要成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人。

目前，他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既然无法融入星海，不能与明月为伴去照亮天穹，那就只能沦落草莽用微笑与清风合力去绿化大地。娶不成我爱的人，就娶一个爱我的人；大学上不成，就学种地。他等待马晓霞的到来……

天气炎热而干燥，无形无声的热浪在田间翻滚，庄稼耷拉着叶子，一筹莫展地忍受着干渴，无可奈何接受烈日的烘考。它们无怨无悔，因为根本无法选择生地和改变生存环境，只能在默默等待着，等待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风骤雨。

马晓霞来了。她见王邦玉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树底下，第一句话就问：“王大哥，今年考上了吗？”

他没精打采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