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委员离开之后，小年子认为“大仇已报”，欣然自喜。每当他想起乔委员被捉弄的情景就乐不可支。他很想放声歌唱，遗憾的是什么歌也不会唱，唯一会唱的就是妈妈教的那首童谣——《小板凳》。他兴奋之余，便放开嗓子，满怀豪情地唱起来：

“小板凳，驮衣裳。

走不动，喊张郎，张郎在家盖瓦房。

瓦屋里泼出一瓢水，湿了大姐花裤褪。

大姐、大姐你别哭，婆家花车来到了。

什么车？金轱辘银架车。

什么牛？弯角老水牛。

牵过来，剁掉头。

大锅煮牛肉，小锅煮牛头。

先来的，吃块肉；后来的，啃骨头。

骨头、骨头扔在哪儿？扔在大姐花园里。

拾草的，剜菜的，拾家包饺子。

包大了，婆婆骂了；

包小了，婆婆一口咬正好了。

剩一碗，放哪儿？

放高了，老鸹叨了；放‘矮’了，老鸹踩了。

放床面上，掉尿盆里。

捞出来涮涮，吃瓣蒜儿。”

每当到了空旷田野，他都要大展歌喉。

他爱唱这首歌，也尊崇这首歌。这首歌唱出了他对美好的生活向往。歌词中的“先来的，吃块肉；后来的，啃骨头。”成为他以后工作的左右铭，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要抢在人前。那“捞出来涮涮，吃瓣蒜儿。”对他的生活作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一直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社会兴起“吃喝风”的时候，由于他能严格把关，他们村是全乡唯一的不少饭店一分钱和没有遗留问题的村。

此为后话，下面再说小年子。

乔委员走了，复仇的目标消失了，他每天提着菜篮子在田间地头游荡，代为生产队看管庄稼。

……

1961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他家包了10亩地。柳花虽然很能干，但她却从来没犁过地，小年不得不帮着妈妈犁地——母亲扶着犁，他领着牛。

柳花不仅耕地需要小年帮忙，拉车、打场都得他帮忙，因此他就失去了上学机会。他只好让弟弟去学校读书，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

他由于从小就和牛打交道，对牛的秉性十分熟悉，所以13岁就可以独自耕地，16岁就为生产队犁地，成为生产队最年轻的犁手，和成年人拿着同样的工分，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为了供弟弟上学，他每天起早贪黑地挣工分，什么活都抢着干，收、割、拉、打样样精通，被人们称为“庄稼小把式”，很受杨文有的器重。

1971年，杨文有当上了大队书记，18岁的小年子便被任命为小孙庄民兵排长。这时他有了姓名，叫孙学启。

当孙学启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已蜕变成为一名英俊的小伙子。杨文有见他聪明能干，便有意将女儿杨玉玲许配给他。但他必竟是个大队书记，不能包办儿女婚姻，必须要征求老婆和女儿意见。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对妻子汪文翠说：“玉玲不小了，学也不上了，我看不如给她找个婆家算了。”

汪文翠却不这么认为：“急什么？年龄又不大，我还想留家多用几年呢。”

“你想留着用，那就把她许配给小年子。”他提议道，“俺们两家一家不隔，推倒山墙就是一家人，想什么时候用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汪文翠用眼瞅了瞅丈夫，“你对他家的事怎么这么上心？你是不是在打柳花的主意？我才不想和她结亲家呢。这门挨着门，一家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两家，没事也能弄出事来，我不同意！”

“我孬好也是个中学生，怎么能嫁给一个‘大白丁’子？”女儿更是嗤之以鼻，“他一字不识，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以后怎么交流啊？我也不同意。”

“农村人只要会种地，能吃苦耐劳，就能养家糊口，比那‘一篮不满，半篮咣当’的穷酸秀才强。”杨文有劝道，“没有文化怎么啦？我不也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不也照样当大队书记？”

女儿听了，故意打诨：“你知道不知道大伙背地都喊你‘白丁书记’？”

“没听到有人这样喊我。”他感到很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