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使遂遣二使还，并致书曰：“大满洲国天聪皇太极致书於锦州城二太监：尔等曾遣李喇嘛讲和，并议文中书写皇太极之尊卑行款时，我亦听从尔方之言，将尔帝高写一字。又称索取之物过多，令我裁减，我亦从命减之。及遣杜明仲持书前来，将我书於尔宁远守边官员之下，我岂非异国之君乎。此一也。

皇太极继承了老奴的”玻璃心“，把双方外交活动中，”司空见惯“的一些做法，视为对他的欺凌：“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革地属我，各居疆土，以安生业。恃力侵占者，是轻侮也。况尔之兵力，已屡经较量矣。此二也。又云退还辽东疆土、人民等语，是尔仍愿兵戈，有意激怒我。此三也。因屡受欺凌，故我论杜明仲曰：尔之欺我，谅愿构兵也。我两国仍行构兵事，则我决意不再遣使往矣。今率军来此，尔等已被困於城中。或尔等悉被诛戮，或我等不克而归。除此别无他路。

明明是皇太极挑起战争，却把责任推到明朝的头上，他也够无耻的：“两国修好，共享太平，岂不美哉。既不能敌，又愿兵戈，损兵折将，成千上万，此岂善事耶？草林亦知相爱，尔等岂不悯尔民乎？我为敌国，亦见尔民死伤者众多，心犹恻然，昨将二千余人，悉已释还。乃尔等不以朝廷为念，不怜百姓死亡，故不议和，出此荒谬之辞也。今欲降由降。若不降而欲议和。”

皇太极既无讲和诚意，只是一味诱惑明军出城迎战：”由尔二太监、以一人来住我处，一人出城往，我将放行。尔太监等，君之近臣也。尔等虽在城中，亦不亲战御，可出城来观我军作战矣，以我豪言，往告尔帝，若能谴责尔边官，以裁定之物送我，相与议和，则我何由不与修好耶？倘尔被杀殆尽，不以山海关、北京畀我，由咎在尔等文臣，是贻误尔帝，以致丧尽将帅也。尔文臣等，岂非大丈夫，而系归道乎。尔等何不出城庆战耶，此乃愚人之计也。”

五月十二日，建虏分兵两路，用楯车、云梯、盾牌、马、步，轮番交攻西北二面。纪太监、赵率教及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躬披甲胄，亲冒矢石，力督各营将领、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此战一直从自辰至戌时，打死夷尸填塞满地，不计其数。至亥时，而奴兵拖抬死尸，拖至班兵们采办窑木处烧毁，皇太极遂退兵五里西南下营。次日寅时，马兵围城游走，尚未撤兵。

皇太极见建虏伤亡惨重，知道自己低估了明军守战的意志和作战的决心，他也称是上是一代枭雄，“当机立断”之下决定大举调兵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