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云河走去了老板办公室。

焦亦石望着他的背影，暗忖：或许这次请假会有名堂发生。

果不其然。

一星期后，未见呼云河返厂，焦亦石按他留下的号码打电话过去，是他堂兄接的电话，他堂兄说：“这是我家的电话，呼云河住处离我这里较远，要约好时间叫他过来才能接到电话。”

焦亦石要他堂兄转告呼云河，要他务必打个电话过来。

第二天，呼云河打电话给焦亦石，说是因家里的事情，来不了工厂，辞工罢。

焦亦石劝说了一番，无效。

焦亦石只得说：“你若一定要辞工，也必须给胡老板打电话，要老板同意才可。”

焦亦石知道，呼云河在这个厂已工作了十多年，胡老板挺看重、喜欢他的。

两天后的上午，焦亦石在办公室正同一位女文员谈一份文件的打印修改之事，陶贵邻师傅急匆匆地走来，交给焦亦石一份工模部人员集体辞职书。

焦亦石看后问：“何故要集体辞工？”

陶贵邻说：“呼云河已决定不来了，工模部全体人员也因那个大总管的肆意横行而义愤填膺。大家都说，有这么个人在这里当总管，我们无法干下去了。其他部门也有不少人在准备走。”

焦亦石问：“有这么严重吗？能否缓和调解呢？”

陶贵邻说：“有这么严重，无法调解。”

焦亦石沉默一阵，说：“你们集体辞工书后面的潜台词是不是就是要么你们走，要么总管走？”

陶贵邻点头称“是这样”。

焦亦石说：“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我只能请示老板来决定。”

陶贵邻走后，那位女文员郁郁地说：“伍总管这人确实很霸道的，有一次他拿来一份文件要我打字，并没讲什么时候要，因我当时正在打一份其它文件，便将他给的文件放在一边，准备打完我手头上的文件再打他的。

“一会儿他走过来，见我没开始打他的那份文件，就质问我为什么不给他打印。我说你并没说急要，我就准备先打完手头上这份后再给你打。他马上凶狠狠地训我，说我交待给你的事情必须立即做，否则你就别想当这个文员。我当时委曲、气愤得都流眼泪了。”

焦亦石说：“我听办公室其他人讲过此事，他（她）们还挺为你鸣不平的。”

下午，胡老板从香港来到工厂，立即派人叫焦亦石去他的办公室。

焦亦石便带上那份工模部人员集体辞工书，匆匆地走过去，看到凌总经理也已坐在那里。

焦亦石将那份集体辞工书呈交给了胡老板，便在一旁坐了下来。

胡老板看完辞工书后，又递给凌总经理看，待凌总一看完，胡老板就急急地开口了：“我在香港接到呼云河的电话，他坚决要辞工，怎么劝也没用，现在工模部又要集体辞工，一旦工模部停了下来，工厂的生产就将面临瘫痪的危险，情况怎么会发展成如此糟糕？”

焦亦石把了解到的情况讲了讲，胡老板听后说：“厂长讲的同呼云河在电话里跟我讲的基本一致，看来是总管的工作有问题。”

凌总：“伍总管大刀阔斧抓厂纪厂规，应是对的。”

胡老板：“抓厂纪厂规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他伤及无辜，造成对立。”

焦亦石：“伍总管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确实是挺高的，对厂纪厂规的严肃化也起到一定作用，就是方式方法上有些欠缺，以致陷入被动。我建议老板和凌总再详细了解了解情况，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

胡老板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说：“好吧，我们再了解一下，看看怎么解决。”

一天后的下午，胡老板再把焦亦石叫到他办公室，对焦亦石说：“事情没有挽转的余地，工模部那些人态度很坚决，其他部门不少人情绪也挺大，我决定让伍总管离开。上午凌总已找他本人谈了，他觉得挺委曲，但也明白干下去也难以开展工作，准备明天走。就象你以前讲过的，拉车的马不能齐心合力，只得换马了。”

焦亦石说：“我估计老板会这样决定，因工模部是你的中军，不是偏师。”

胡老板听后会意地笑了笑，说：“作任何决定总得多方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没办法，只得这样”。

焦亦石问：“伍总管走后，厂里再招聘一个总管吧？”

胡老板说：“不招了，实际上设立总管这个职位也没多少工作量，任用的人若不合适反倒引起麻烦。我同凌总商量了，人事工作由财务凌维信兼管一下，保安工作就由阿果管。”

焦亦石：“老板在精兵简政了。”

晚上，保安班长去伍元茂寝室，他不无不平且不解地对保安班长说：“焦厂长逼走了两个主管，厂里很多人说他果敢、有魄力，我连普通员工都未开除一个，却落得如此下场，对我太不公平。”

保安班长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帮他收捡行李。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放亮，员工们尚未起床，伍元茂便提着两袋行李走了。

在通力厂担任总管职务的时间只有暂短的三个月，因不懂审时度势、滥用职权而造成自己的孤立，不得不被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