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东汉末年早期，各路军阀的大多数谋士，都提出了相应的理念：迎接皇帝不是迎接皇帝本人，而是迎接百姓的图腾。皇帝可以没有，但，图腾不能没有。这些精明的谋士，准确无误的抓住了百姓这一点。很可惜，能实施此计谋的，在当时来看，只有曹操一人——因为曹操愿意。

袁绍当初也愿意，这个“当初”是指公元198年之前。之后所以不愿意，是因为袁绍认为自己有实力摘得那个叫“天下”的果实了。

沮授的这个战略让袁绍很兴奋，很受用，于是拜沮授为监军，军职为奋威将军。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此年的献帝刘协颠沛流离，困顿不堪，急需一个忠臣孝子，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沮授敏锐的抓住时机，再次向袁绍提出了“迎接献帝，以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也自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想要听从沮授的建议，前去迎接献帝。

这个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明言道：“汉室江山既然不可复兴，要他（献帝）作甚！”

这个让袁绍最终失败的家伙，叫淳于琼。翻开他的履历你会大吃一惊，倒不是其建立了赫赫功业，而是阻挠了袁绍所有可能胜利的机会。到后来官渡之败，被孟德公杀死，我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曹操安插的间谍（以后再表，此处不赘述）。

袁绍认为淳于琼说的有道理，于是便就此作罢，着手安排另一件事。另一件在外人看起来毫无必要，但在袁绍看起来非常紧要的事：三个儿子各领一个州牧，自己坐镇冀州，以观察三个儿子的能力。

沮授立刻猜出了袁绍的小算盘：选有能力的儿子，接自己的班。

他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们知道，古人有“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幼”的传统观念。按照血缘亲远、岁数大小，决定其是否接自己的班。也因此，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争权夺利、兄弟反目的案子，如李唐的开创者李世民制造的“玄武门之变”。后车之辙，前车之鉴，既然后世有这种情况发生，则意味着此时也能出现这种情况。

于是，沮授阻挠道：“主公应该明确冀州未来的法人代表，而非察看其能力。”

袁绍摇摇头，心中不免有些不快：说到底这是我袁家的私事，你一个外人插什么脚？

见袁绍不听，沮授干脆把话挑明：“如若主公不听，则祸事酿成！”

这句话让袁绍十分愤怒，却也不好意思动怒。一来，沮授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二来，自己好容易积攒的“爱名仕”之美称，不能因为责罚沮授而丧失殆尽。因此，他只是嘟囔着说：“知道了，知道了。”但，愤恨的种子已然埋下。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袁绍的愤怒到了顶点。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因为“称帝”一事，而动怒于曹操，便决定驱使十万大军，去许都找曹操算账。

这个时候，沮授又站了出来：“主公若想击败曹操，我认为不可速战，应该用持久战。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困苦不堪，用持久战，做细水长流。既可以围困曹操，让其不能动弹，也可以休养生息，让百姓过得好一点。若要用持久战，先，捷报天子，称逆贼公孙瓒被我击败，控告曹操独断朝政，让我失去了与天子的联系，此为舆论。后，造船以骚扰曹军势力边境，让其困顿，经略河南，三年之内，曹操必败！”

这番话虽然有理想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却是最大限度的，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之策。只要按照沮授的谋划，虽不尽然能够把曹操耗死，却可以牵制他的一些行动。

可惜，袁绍的另外两个著名谋士，郭图、审配做了搅屎棍：“此言非也！古人曰‘兵者，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而今我们五倍于曹操，当然进攻啦！按照沮授的意见，见效太慢不讲，恐怕不利于军心事大。”

沮授反驳道：“打仗，不仅仅要考虑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更要考虑策略！策略不对，百万大军又能如何？而今曹操手握天子，他的话就是天子的话，天子的话只有对，没有错。曹操占了舆论牌。我们贸然攻打，势必失信于天下！”

袁绍听闻，心中骂道：好你个沮授！我做什么你都反对，干脆你做主公好啦！哼！此时的袁绍，不自觉的站在了郭图一边。谁让郭图的话听着最顺耳，最舒心？

郭图见袁绍倾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机向袁绍谗言，说沮授权威太重，不利于袁绍的统治。

于是，袁绍新仇加旧恨的，将沮授的监军分为三权：郭图、??淳于琼、沮授各领一权，相互监督。

通过此次事件，沮授能够看到袁绍未来模糊的样子。这个样子只有四个字：大败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