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英国支持以及唆使的情况下，伊朗国内向俄国复仇的呼声渐长，伊朗终于决定对俄国发起战争。1826年7月伊朗军队开始对俄**队发起攻击。初始俄**队猝不及防，向后退却，但重新组织起来的俄军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几乎使伊朗新军全军覆没。在战局已定的情形下，伊朗被迫于1828年2月10日在土库曼恰伊村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取代了1813年的古利斯坦条约。通过条约，俄国不仅获得了要求的领土和军事赔款，还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以一个完全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19世纪初俄伊战争的局面。俄罗斯实力得到增强，而伊朗的失败则加速自己走向殖民地的深渊。
风云变幻的19世纪初期，是欧洲国家迈向工业革命时代的关键时期。为了各种各样的战略目的，特别是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欧洲列强展开了向全世界的扩张。在大国扩张和强国争霸的过程中，包括伊朗在内的很多弱国小国以及正处于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西亚地区，伊朗一方面面临着来自北邻俄国蚕食的危险，一方面面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英国为扩张而进行的争夺和说服。国策正确适当，才会保证国家生存，抓住时机还可能促成国家向强国的转型(如日本)。战略失当，即使能够保证国家的存在，也很可能导致被别国控制，最终沦为强国的殖民地。遗憾的是，伊朗错误地选择了后者。
二、伊朗在英俄争霸中的战略选择分析
首先，伊朗在寻求联盟的战略选择中并没有完全认清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的扩张实质，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绑架在英法的战车上。伊朗把英国或法国当做可以依靠的力量，藉以抵御俄国的南下，但却忽视了英国或者法国对伊朗的不可告人的战略目的。英国人的战略核心和目标不是直接把伊朗变为殖民地，而是通过控制伊朗政局，将伊朗变为一个在中东殖民政策的工具，对此英国一直采取着“扶植代理人”[3]1的策略。一可以遏制法国通过伊朗进攻印度的计划，在世界霸权的殖民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二是通过扶植伊朗抵御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以及阿富汗对印度的威胁，保护英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马尔科尔姆代表英国驻印当局在1800年劝诱伊朗国王倒向英国时，签订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伊朗国王需要承担不准法国进入伊朗的义务。1809年琼斯代表英国与伊朗签订了英伊条约，同样要求伊朗国王必须和法国以及与英国敌对的其他国家断绝一切关系，力图利用伊朗作为反对俄国的工具，其目的是唆使伊朗继续对俄国开战。而1814年英伊条约中，英国人再度要求伊朗不允许欧洲列强的军队假道伊朗进攻印度，英国意图依然是“将伊朗收归掌握，将它变为自己殖民政策的工具，以确保往印度的通道”，条约的目的在“诱使伊朗和俄国再启争端”，[1]p175把伊朗当成反对殖民印度的第一道防线，同时遏制俄国的侵略和扩张，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4]168对于英国而言，在中亚西亚等地虽然面临着来自俄国以及法国的威胁，但是组建以英国为核心的反法同盟并最终击败拿破仑，从而维持整个欧洲大陆的均势，维护英国的扩张优势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对于伊朗的支持总是伴随着对伊朗的需要而变动，而不会将自己牢牢绑在伊朗对峙俄国的战车上。与伊朗关系是合作还是背离完全看战略需要。
而法国，其核心目的是在维护其在欧洲大陆霸权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地牵制英国及反法联盟诸国的扩张和发展。所以对于伊朗，法国同样是把伊朗作为一种工具，希望利用伊朗牵制住英国或通过伊朗向英属印度发起进攻。1807年，法伊签订了芬肯斯坦因合约，合约规定(在一定前提下)如果拿破仑在进军印度途中需要借道伊朗时，伊朗国王应予以批准。[5]857但国际形势不久改变，1807年7月，法俄签订提尔西特合约，法国受到的来自俄国的威胁减少，伊朗对俄国的牵制作用下降，因此法国对伊朗的支持也便不再像以前那样兑现承诺。法国抛弃了原来的盟国伊朗，同俄国达成共同反对英国的协议，“提尔西特条约实际上是打消了芬肯斯坦因条约，使伊朗失去从法国取得了反俄帮助的希望”。[4]166
虽然伊朗与英法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交往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但伊朗当权者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特别是欧洲各国力量认识的不够清晰，对当时欧洲力量的均衡态势和英法俄各国的力量博弈不能做到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这直接导致伊朗无论是策略上还是行动中都无法做到主动改变和灵活应对。例如1813年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古列斯坦条约时伊朗统治者根本不知道沙俄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日薄西山;伊朗在妄图依靠英国的力量来抵御俄国的威胁时，没有认识到英国出于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和经济联系以及它们存在共同的敌人法国，英国在面对与伊朗联手抵御俄国时必会慎重考虑，甚至存在牺牲伊朗部分利益以维护欧洲大陆战略需要的可能。
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上看，很显然伊朗选择了错误的搭车战略。当弱势国家面临邻国或其他国家的威胁时，很容易选择搭车战略而不是制衡战略来抵御这种威胁。“一般来说，国家越弱，搭车而非制衡就越是可能”。[6]109而对于被搭车的国家来说，虽然面临着被拉向更大危险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搭车方更需要援助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在同盟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主动权便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英国来说，抵御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同样是其战略目标之一，不仅可以利用伊朗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地，还可以通过援助等逐步控制伊朗政局。然而，伊朗当局把国家对外目标的实现建立在英国、法国的战略支持的幻想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大大的错误。汉斯·摩根索曾经说过，“外交必须评估其他国家的目标，连同为追求这些目标而实现和潜在地可用的权势”。[6]114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或者法国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首要出发点是维护自身在欧洲大陆的战略需求，对于伊朗支持与否或者说是否作为被搭车方出现，完全取决于自身需要。因此，当伊朗的外交目标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外交目标一致时，就会取得相应的支持，否则，英法就会劝告伊朗放弃自己的战略目标或者退出这种搭车同盟。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伊朗，根本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左右外交局势的进展。
其二、伊朗本国不具备能够支撑战略选择的实力。政治上，国内的封建统治遭到了来自伊朗各汗国的反对，很多地区的离心力非常强烈。两次俄伊战争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针对伊朗王朝的叛乱。在南高加索，人民仇恨伊朗国王及其军队，甚至甘愿承认俄国政权以摆脱伊朗的压迫;巴库汗国、埃里温汗国、纳西切瓦汗国、卡拉巴格汗国同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等南高加索国一样，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有机的联系，来自伊朗王国的残酷压迫甚至迫使埃里温汗和卡拉巴格汗要“转入俄国国籍”;[1]1101827年，阿美尼亚人与阿捷尔拜疆人在反对伊朗的战争中尽力支援俄军，把他们看做是从伊朗诸汗与伊朗国王枷锁下解放初他们来的解放者。伊朗王国在道义上并没有获得许多治下汗国的全力支持，在政治和军事上却不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伊朗人民和俄国虽然在国家利益上处于绝对敌对，但伊朗国内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难以为伊朗抗俄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而经济上，19世纪初期时的伊朗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体制的国家，英国却已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中拉开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序幕，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也向工业时代迈进，而北方虎视眈眈的俄国也由于实施了一些政治改革和引进工业的措施，其实力已远非伊朗所比。在英俄争霸中亚以及英法争夺伊朗的过程中，伊朗与英国法国先后签订了数个政治贸易条约或者通商条约，如1800年英伊条约及这之后的伊法通商条约等，都对缔约欧洲国家的商人商品在法理上确立了保护制度和优势，从侧面也反映出伊朗本身对这一不公平行为的无能为力，或者说，伊朗本身就不具备与欧洲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实力。军事上，虽然伊朗在英国以及法国假惺惺的态度下也完成了一些军队近代化意义上的革新，但是从根本上说其封建军队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与俄国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实力相比，伊朗没有近代军事工业做支撑，从经济上也不具备持续长期与俄国作战的基础。
其三，我们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伊朗与俄国的敌对看似仅仅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对立，其实还有再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冲突和宗教的对立。俄国是典型的东正教国家，被俄国在1802年吞并的格鲁吉亚绝大部分居民同样也是信奉东正教，而伊朗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虽然不能武断地说，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俄国轻易吞并了格鲁吉亚，但宗教确实能够成为俄国领土扩张的重要工具。“这些地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基督教的精英分子通常更欢迎俄国的统治”。[7]377对此，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在文化属性上不占统治优势。同时，整个19世纪初期正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势力受到异教徒挑战的重要时期，伊斯兰势力战略收缩的特征十分明显，伊朗能够得到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十分有限——何况伊朗国王因为试图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领土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在19世纪初期，一个绝对的伊斯兰国家在借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国家力量来抵御东正教国家的侵略时，很难说清这些国家的真实目的。由此伊朗战略的最终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
近现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奉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也将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发挥到极致，都将国家的战略利益时刻奉为圭臬。在这种前提下，弱小国家短期内的因搭车战略而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并不能够使其国际地位有所改观。而更危险的是，一旦被搭车方完成其既定战略目标，搭车方要么被抛弃，要么就会被牢牢掌控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沦为被搭车方的附庸，当年的伊朗正是如此。